> 华佗的针灸技艺，在当时堪称一绝。他不仅精通传统的经络穴位，更在实践中创造出“阿是穴”理论，为针灸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。
传统针灸学认为穴位是固定不变的，但华佗在临床中发现，有些病痛并非对应固定穴位。
有一次，他为一位腰痛患者诊治，按遍传统穴位施针均无效。
正当他思索之际，患者因疼痛难忍而呼喊：“啊，是这里！”华佗便在患者呼喊之处施针，疼痛即刻缓解。
由此，他提出“阿是穴”（即“痛点即为穴位”）的理论，主张“不拘常法，随痛施针”，这一理论至今仍为针灸临床所沿用。
他的针刺手法也极为精妙，讲究“得气”（即患者感到酸、麻、胀、痛）和“补泻”（根据病情调整针刺强度）。
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他为患者施针时“若当针，亦不过一两处，下针言‘当引某许，若至，语人’，病者言‘已到’，应便拔针，病亦行差”。
意思是他针刺的穴位往往不多，但能精准命中病灶，患者刚感觉到“气至”，他便拔针，疗效却十分显着。
南阳郡有位妇人患“闭经”（月经停闭）多年，多方医治无效。
华佗诊断后认为是“气滞血瘀”所致，便针刺其“三阴交”“关元”二穴，又开出处方“桃红四物汤”。
针刺后，妇人当即感到小腹坠胀，次日便月经来潮，多年顽疾一朝而愈。
其家人感激涕零，欲以重金相谢，华佗却婉言谢绝：“医者治病，乃分内之事，何敢言谢？”
在养生领域，华佗创编的“五禽戏”，是中国古代体育养生的瑰宝。
他认为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耳。动摇则谷气得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譬如户枢不朽是也”，
主张通过适度运动来强身健体。
五禽戏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（鹤）五种动物的动作。
华佗不仅创编了五禽戏，更将其融入日常生活。
他的弟子吴普遵循其教导，每日清晨练习五禽戏，年过九旬仍“耳目聪明，齿牙完坚”。
另一位弟子樊阿则擅长“导引”（呼吸吐纳），在华佗的指导下，他将五禽戏与吐纳结合，活到了一百多岁。
这种将运动与养生相结合的理念，比西方“体育疗法”的提出早了一千多年，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养生保健领域。
华佗的一生，始终践行着“医者仁心”的准则。
他不慕名利，不媚权贵，将解除患者疾苦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，其高尚的医德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。
华佗虽医术高超，却始终保持着布衣本色。
他常年穿着粗布衣衫，背着药篓行走于乡间，遇有患者便即刻诊治，从不计较报酬。
建安三年，豫州（今河南）爆发大疫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华佗听闻后，立即赶往疫区，在村口搭建简易棚屋，免费为患者诊治。
他根据病情轻重，将患者分为“寒疫”“热疫”两类，分别施以“麻黄汤”和“银翘散”等方剂，并亲自为重症患者煎药喂药。
在他的努力下，疫情逐渐得到控制，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，纷纷送来粮食衣物，华佗却只留下少量粮食，其余全部转赠给贫困患者。
他对患者的关怀，不仅体现在治疗上，更体现在细节中。
有一次，他为一位失明的老妇人治疗眼疾，得知其家中无人照料，便每日上门为其施针换药，还顺便帮她挑水劈柴。
老妇人痊愈后，拉着华佗的手说：“先生真是活菩萨啊！”
华佗却笑着说：“治病救人，本就是医者的本分。”
东汉末年，士族权贵垄断官场，医者地位低下，但华佗却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，从不向权贵低头。
沛国相陈珪曾举荐他为“孝廉”（汉代选拔官员的科目），他却婉言谢绝：“我志在行医，不在仕途。”
后来，太尉黄琬征召他为“太医令”（掌管宫廷医疗的官员），他同样以“医术未精，恐误大事”为由推辞。
他曾说：“医者，当以救死扶伤为任，岂可为官禄所累？”
这种不慕荣利的品格，让他在权贵面前始终保持着尊严。
有一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