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地上的喧嚣，隔绝了山风的呼啸，却隔绝不了刘清明内心的冰冷。
他捏着那一沓薄薄的、泛黄的单据，指尖上传来的不是纸张的触感。
而是一种责任。
679.44元。
这个数字有多沉重？
他来云岭乡之后，特意了解过农民的收入状况。
东山村这种纯靠土地刨食的村子，一户人家一年的纯收入，能有五百块就算丰年了。
绝大多数，都徘徊在三四百块。
这意味着，他们辛劳一年，不但颗粒无收，反而要倒欠乡里两三百块。
农民收入单一，主要依赖卖粮或养殖，但提留需以现金缴纳，导致部分家庭被迫卖粮甚至负债。
提留统筹之外，农民还需承担“三提五统”之外的乱收费，如教育附加费、民兵训练费等。
甚至出现“头税轻，二税重，三税是个无底洞”的顺口溜。
韩志诚的供词中提到，乡干部用提留款抵顶吃喝账，导致1/4农户拒缴，他带人催缴的时候，农民质问“到底是给国家纳粮还是给干部吃喝纳粮”。
部分干部为镇压反抗，雇佣村霸、地痞协助征收，进一步损害政府形象。
94年分税制改革后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转嫁至农民，提留统筹成为基层重要财源。
但征收标准模糊，部分干部利用信息不对称加码收费。
农民通过上访、抛荒耕地等方式表达不满。
矛盾激化时，个别农民甚至采取自杀威胁或暴力对抗。
以上种种，就是当前“三农”问题中最大的一个。
身为一名党员干部，一个乡镇的领导，在这一刻，他天然地与身后的农民站在了对立面。
他有责任，也有义务，去收缴这些提留统筹。
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，是上级考核他政绩的重要标准。
他该如何向甘宗亮解释？
说这些杂七杂八的收费，几年后就会被国家彻底取消？
他没有这个权力。他甚至无法正面回应甘宗亮那个充满期盼的请求。
“乡长……”甘宗亮看着他越来越沉的脸色，心里也跟着打鼓。
刘清明抬起头，将单据仔细叠好，收进自己的包里：“这事我知道了，单子先留在我这里。”
他能想什么办法？
带领村民致富，他有信心，但这需要时间。
可眼前的困境，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他不能公然对抗政策，宣布免除这些费用。
没有这个权力，也干不出这种事情。
甘宗亮没再多问，转身去干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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