; 苏泽在奏疏中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刑律和民律。
谋反大逆，杀人放火，作奸犯科，此等罪大恶极的案件，是朝廷需要立刻判决的，用来正视听清民风的，这类案件就是《尚书》中“明刑弼教”的刑律。
而民间私讼，产田纠纷，友邻不睦这类，户婚田土钱债诸事的案件，实际上并没有以上案件那么罪大恶极，所讼的也不过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苏泽将其归于民律。
苏泽又讲，由于京师的民律诉讼太多，以至于顺天府的案件积压如山，很多严重的刑律案件都得不到及时审判。
而普通百姓之间的诉讼纠纷，官府也不由分说的将原告被告双方都抓入牢房，而百姓人家为了尽快把人从牢房中救出来，都要倾尽家财贿赂官员衙役。
还有一些地方官员，厌恶百姓诉讼，用“争讼”的罪名将原告被告不由分说逮捕入狱，完全不按照《大明律》宣判，肆意加重惩罚。
这样的结果是民间根本不相信官府，在一些地区宗族私刑泛滥，宗族外则用械斗来解决争端，官府都不敢插手。
长此以往，严重影响了朝廷和官府的威信。
隆庆皇帝看到这里也重视起来，刑律之事确实不是小事情，苏泽说的这些情况，其实刑部官员也已经上书讲过。
但是刑部也没有好的办法。
国初的时候，民风相对淳朴，地广人稀，经济纠纷也不如现在多。
到了隆庆朝的时候，地方经济发展，户婚田土钱债诸事的诉讼越来越多，也出现了专门负责打官司的讼师，这让地方官府不堪重负。
有些地方争讼成风，还有讼棍怂恿百姓打官司，很多明代官员都认为争讼败坏民风。
可每次刑部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意见。
而苏泽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。
对镇抚司进行改制，将一部分精通律法刑讯的锦衣卫独立出来，成立刑案司，专门督办京师的刑事案件。
如果遇到谋反杀人之类的大案，则由镇抚司的刑案司直接介入，用最快速度缉拿凶手，维持京师的治安稳定。
而另外一部分的镇抚司锦衣卫，则成立一个民案司，专门负责钱债诸事。
而剩下的户婚田土诸事，因为涉及到地方百姓，所以还交给顺天府来处理。
“如此则刑狱得速理，奸顽知震慑。昔汉宣帝置廷尉平，囚系益少；宋太宗设审刑院，囹圄常空。今以镇抚司改制，岁省冗费当以万计，而刑名清明，实乃裨益圣治之要务也。”
这部分的内容其实皇帝也没意见。
也如同苏泽奏疏所说的，这些在前朝也是有旧制的，镇抚司的职责中也有这些，让他们处理也是没问题的。
实在不行，还可以让刑部和大理寺介入嘛，三法司公推就是了。
但是最后这个在镇抚司专设民案司，负责民间的钱债诸事，就是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的先例了。
而这个民案司还没有成立，苏泽就已经给民案司找了两个支柱业务。
第一个是出售红契。
红契，是官府印刷的格式合同，民间遇到土地交易的时候，也怕后面的诉讼争议，所以官府会印刷一种官方的格式合同，因为是用红墨印刷，所以被称之为红契。
红契原本是免费领取的，后来土地流转增多，官府开始收取工本费。
但是胥吏看到了机会，胥吏会截留红契，然后再加价卖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