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清军主力已如尖刀般刺入赵州平原时，卢象升仍在真定府城内调兵遣将。
这种战略误判，在贾庄之战中达到顶点。卢象升亲率五千精锐出真定，却在贾庄遭遇清军主力。
清军以“口袋阵”将明军围困，利用地形优势发起连续冲锋。卢象升虽率部死战，终因兵力悬殊而全军覆没。这位曾威震九边的总督，最终战死沙场，其尸体被清军割去首级，悬挂于真定府城楼示众。
这场持续月余的劫掠，暴露了明军战略判断的致命失误。清军通过“分兵合击”战术，成功将明军主力牵制在真定府城，而另一路清军则如入无人之境般横扫赵州平原。
这种战术的成功，源于清军对明军情报系统的精准掌握，（多是汉奸的功劳，其中一些大商，具体是哪些，就不具体去说了，了解这段历史的都知道，不说是免得被和谐）。
从军事角度看，清军展示了惊人的机动性与组织力。岳托主力在井陉口的牵制，与另一路清军在赵州平原的劫掠，形成完美配合。而明军则因战略判断失误，导致卢象升部被孤立，最终全军覆没。
从历史影响看，这场战役成为明末战争的重要转折点。清军通过真定之战，成功将战火引向明军腹地，为后续入关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。而卢象升的殉国，则标志着明军防线的全面崩溃。
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回望这场战役，不仅要铭记卢象升的悲壮，更要反思战略判断的重要性。在冷兵器时代，情报的精准与战术的灵活，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负。真定之战的惨痛教训，至今仍为军事课堂教案之一。
一月十日，右翼清军前锋抵行唐城西扎营，“虏贼自北来扎营于城西”，呈合围之势。城中无正印官，冯登獒远在灵寿，吏民惶惧，守备涣散。
十一日黎明，清军主力至，四面急攻，“大势达子俱至，四面围攻”。时城防空虚：城垛高耸，箭帘遮蔽视线，火炮未及运上城垣；守城兵勇不足，民心崩乱。至巳时，清军架云梯自东北角攀城，“呐喊杀人，即刻城破”。守军虽偶有抵抗，然寡不敌众，城防瞬溃。
城破时，原任典史张茂收、教谕解炫、巡检刘国柱等均战死，“尸骸俱收殓”。现任典史李光先被掳，存亡未卜；训导赵玳年迈幸免，仓皇藏印。县衙无人主事，官印被冯登獒携至灵寿，后由新任知县刘培基张榜寻回。
乡官周氏一门尤惨：参将周甘雨、同知周霖雨、州同周时雨、千总周藁雨、武举赵杰、操官林玉德、生员周链等二十三名士绅皆殉城，或巷战而亡，或自尽明志，阖门忠烈
清军破城后，屠戮纵火三日，直至十一月十三日卯时方拔营南去。其惨状据情报记载。
城内良民如石清等两千余人被杀，“男妇女孩或投井或自缢或被杀死，惨不胜言”；四乡百姓被杀掳者逾两万三千人，逃回者仅十之一二，余者“死亡流落者十之八九”。遇害者中，周氏家族尤甚，老幼妇孺皆不免
县衙、官舍、民居尽焚，“南门至北门、东门、西门四大街民房尽为灰烬而无根片瓦”，唯余小西街数十间民房及文庙、察院等残筑。四门城楼俱焚，城垛尽拆，库银劫掠一空，粮仓虽开而未毁
清军搜刮三日，马匹、牛羊、衣物、财货抢掠一空，狱囚或杀或释，文卷焚毁。官库“先劫后焚”，民间积储扫荡殆尽。
此屠城之酷，较同期陷落的蠡县“焚杀甚惨”、望都“全城被屠”尤烈，折射明末华北边患之深重。
行唐陷落，暴露吏治溃烂。无极知县赵之鼎弃城逃遁，后以“弃城致大辟”斩首
冯登獒兼署二县而无力兼顾，灵寿亦自身难保。真定巡按张懋熺奏报称“县无正官，人心慌乱”，崇祯帝虽下诏惩处，然大局已颓。同期，卢象升因误判清军动向（以为岳托部欲西进井陉），驰援不及，十二月竟战死于巨鹿贾庄，真定防务益发崩坏。清军右翼遂乘胜掠灵寿、平山，会师广宗，肆虐直隶。
行唐之惨，非孤立事件。戊寅之变中，清军数次入塞，此次深入两千余里，破城五十余座。高阳城陷时，76岁孙承宗率全家八十余口殉国；赵州、栾城等地皆遭屠戮，真定府“十室九空。明军缺饷少援，如卢象升部“五日不饱”，高起潜竟纵兵掠民充饷。
此役映照明末政治腐败：崇祯帝刚愎多疑，杨嗣昌主政却忌卢象升之功，战后竟议其“才力不支”，赠恤不允。
民生困苦，天灾兵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