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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，当他看到了赵挺之进入宰执，推行绍述之政，立即抓住了黄庭坚在荆州撰写的《荆南承天院塔记》一文中有“幸灾谤国”的言辞进行弹劾举报。此事在赵挺之的刻意渲染下，引得赵佶震怒，下旨革除了黄庭坚一切职务和功名，流放宜州【注：今属广西河池市】。
此事也与之后蔡京要推行的元佑党籍碑之述求不谋而合。
于是，总是要给陈举这条听话的狗一根肉骨头的，而他也通过这个官职，紧紧地追在了胡衍的身后，自然在接任提举市舶司一职上，得到了胡衍的认可。
而同样名列元佑党籍碑上的苏轼，却丝毫没有将此碑放在心上，他在告别了许昌的弟弟苏辙后，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宜兴，并走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。
这位睿智通达的老人，早已将人世间的纷争、官场上的起伏、未来的所有之事看得无比通透。唯有放心不下的，便只是一位年轻人的下落。
五月，有顺风行加急专报，来人亲自来到苏轼的病榻之前在其耳边亲语：“徐之尚在，塞北待归！”
老人久无光彩的双眼，瞬间迸出了难以描述的光亮，转而哈哈大笑，再叫过了三子苏迈，给他留下了一首至今人们都无法解读清楚的七绝诗句：
“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；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
随后，一代文豪苏轼病逝，享年六十八岁！比真实历史时空的他多活了两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