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。
司马炽相信，只有依靠这些人的智慧和力量，才能够整顿吏治，让朝廷重新焕发生机。
在司马炽的努力下，这些有识之士纷纷被委以重任，他们开始着手改革朝政。
他们首先对官员进行了严格的考核，淘汰了那些无能之辈，同时提拔了一批有能力、有品德的官员。
此外，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，让百姓能够喘口气。
然而，司马炽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
司马越作为权臣，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。
他对司马炽的举动十分不满，暗中阻挠改革的进行。
面对司马越的压力，司马炽并没有退缩，他一方面继续推进改革，另一方面则暗中联络那些对司马越不满的大臣，希望能够联合起来，共同对抗司马越的专权。
然而，尽管司马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但他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无功的。
因为此时此刻的司马越已经权势滔天，他不仅牢牢地掌控着西晋最为精锐的军队，还在朝廷中安插了大量的心腹和亲信。
如此一来，朝堂之上几乎没有人敢与司马越正面对抗，更不用说去支持司马炽的“亲政”举动了。
司马炽的这一举动，很快就引起了司马越的高度警觉。
为了彻底打压司马炽，司马越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一系列手段。
首先，他将司马炽所重用的那些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罢免官职，甚至有些还遭到了暗中的谋害。
这样一来，司马炽在朝廷中的势力被大大削弱，他的“亲政”之路也变得异常艰难。
紧接着，司马越又以“抵御胡人”为借口，率领着西晋的主力军队离开洛阳，前往许昌。
这一举动看似合理，实则是司马越精心策划的一步棋。
他故意将司马炽独自一人留在这座充满危机和隐患的都城，让司马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司马越的离开，不仅让司马炽彻底沦为“孤家寡人”，更让西晋的国防防线形同虚设。
此时，“五胡”势力早已崛起，其中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“汉赵”政权（后改国号为“赵”，史称“前赵”），更是将进攻矛头直指西晋都城洛阳。
永嘉二年（308年），刘渊正式称帝，随后多次派遣大军攻打洛阳，虽然初期未能攻破城池，却极大地消耗了西晋的国力，也让洛阳城中的百姓陷入了更深的恐慌。
城中的守军已经寥寥无几，根本无法抵御城外如狼似虎的胡人。
司马炽心急如焚，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许昌，向司马越求救。
然而，这些使者都如同石沉大海一般，杳无音讯。
此时的司马越，正坐镇许昌，手握重兵，却对洛阳的危局视若无睹。
他不仅没有回师救援，反而继续在许昌铲除异己，巩固自己的势力。
在他的血腥清洗下，许多西晋的重臣都惨遭毒手，其中就包括了王衍这样的朝廷要员。
司马越的倒行逆施，使得西晋朝廷内部更加混乱不堪。
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西晋政权，在他的折腾下，更是风雨飘摇。
就在这内忧外患的时刻，永嘉四年（310年），刘渊突然病逝。
他的儿子刘聪继承了皇位，成为了汉赵的新皇帝。
刘聪比起他的父亲更加凶猛好战，对洛阳的进攻也愈发猛烈。
同年，司马越也在军中病逝。
他的突然离世，让他麾下的大军顿时群龙无首。
失去了统帅的西晋军队，很快便在汉赵军队的猛攻下土崩瓦解。
十余万西晋士兵战死沙场，宗室诸王、朝廷大臣也多数被俘。
这一战，西晋的最后一点有生力量几乎损失殆尽，国家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司马越死后，洛阳城仿佛失去了最后一丝生机，陷入了一片死寂。
城中的粮食早已断绝，百姓们饥肠辘辘，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啃食树皮、草根来充饥，甚至有些人饿得发昏，竟然开始吃人肉，这种惨绝人寰的景象让人不忍直视。
与此同时，朝中的大臣们也纷纷弃城而逃，他们对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失去了信心，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。
留在司马炽身边的，只剩下寥寥几个忠心耿耿的侍从，他们虽然也对未来感到绝望，但还是坚定地守护着这位末代皇帝。
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汉赵的大将石勒、刘曜等人率领着如狼似虎的大军，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，终于攻破了洛阳城那看似坚固的城墙。
城破之日，汉赵军队如恶魔一般在洛阳城中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
西晋的宗庙、宫殿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，百姓们的哭喊声、求饶声此起彼伏，整个洛阳城都被血腥与死亡的阴影所笼罩。
在这场浩劫中，无数百姓惨遭杀戮，宗室子弟、宫女妃嫔也多被俘虏，成为了汉赵军队的战利品。
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“永嘉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