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曹操执政时期，陈群已深度参与政权建设，历任县令、治书侍御史、丞相府参军等职，其政治理念逐渐成熟。
尤其在\"复肉刑议\"中，他展现出深刻的法治思想：指出汉朝废除肉刑后\"名轻实重\"的弊端，主张对可杀可不杀的犯人施以肉刑，既体现惩戒又保留人力，虽因战乱与争议暂未实施，却为后来的律法改革埋下伏笔。
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曹操去世，曹丕继位魏王，陈群迎来了施展抱负的黄金时期。
升任尚书的他，随即上书提出\"九品中正制\"，这一制度成为曹魏选官体系的核心。
其核心设计包含三大要素：各州郡设中正官专司人才品评，依据家世、德行、才能将人才分为九等，朝廷按品级授予官职。
这一制度既是对东汉察举制腐败弊病的矫正，也是对曹操\"唯才是举\"理念的制度化完善，让曹魏得以快速整合乱世中的人才资源，为政权稳定提供了关键支撑。
曹丕称帝后，陈群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。
他先是被晋升为尚书仆射，随后又升任尚书令，并被晋爵为颍乡侯。
这一系列的升迁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，也意味着他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愈发重要。
在担任尚书令期间，陈群继续发挥着他的政治才能，深度参与国家治理。
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政策，为曹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黄初六年（225年），曹丕决定南征孙权。
在这场战争中，陈群兼任总领军，负责指挥水军。
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，率领水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。
战争结束后，陈群因功被升任为镇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实现了从文官到军政重臣的华丽转身。
黄初七年（226年），曹丕病重。在临终前，他将陈群与曹真、司马懿等人一同列为托孤重臣，嘱咐他们共同辅佐年幼的曹叡。
这份托孤重任，无疑是对陈群的高度信任，也彰显了他在曹魏政权中的核心地位。
魏明帝曹叡继位后，陈群晋爵颍阴侯，获准开府治事，不久升任司空，位列三公，达到仕途顶峰。
这段时期，他主导了另一项影响深远的事业——编撰《魏律》。
太和三年（229年），陈群与刘劭等人以汉律为基础，制定《新律》十八篇及各类法令百余篇。
这部律法的开创性意义在于首次将\"八议\"（对亲、故、贤、能等八种人的减免刑罚制度）写入律文，奠定了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法律传统，此后历代律法均沿用这一原则。
作为三朝元老，陈群从未因位高权重而懈怠，反而以\"直言敢谏\"成为曹魏政治的\"良心\"。
魏明帝继位之初，他便上疏劝谏\"推崇教化，体恤百姓，杜绝朋党\"，为新君确立治国方向。
太和四年（230年），大司马曹真上表伐蜀，陈群两度上疏反对：先指出斜谷地势险峻、粮草难继，后列举子午道进兵的军费压力，曹叡虽认可其意见，曹真却强行出兵，最终因大雨无功而返，印证了陈群的预判。
青龙年间，曹叡大兴土木修筑宫殿，耽误农时，陈群的劝谏更为恳切。
他在奏疏中直击要害：\"吴蜀未灭，百姓流离，将士劳苦，宜劝农备战，不宜劳民伤财。\"
在曹叡拒绝后，他再次上疏，反复陈说\"宫殿之费，非今日之急\"，最终促使明帝减少了工程规模。
这种\"屡谏不止\"的执着，源于他对曹魏政权的深沉责任感。
更难得的是，陈群的劝谏始终坚守原则却不失策略。
曹叡的女儿曹淑夭亡，年仅一岁却要以成人之礼厚葬，群臣需守灵服丧。
陈群上疏时，先引经据典说明\"八岁以下夭亡不宜厚葬\"的古礼，再委婉指出\"以成人之礼葬幼童，违逆自然之道\"，既坚持了礼制原则，又给君主留有余地，尽显贤臣智慧。
正如曹魏学者袁淮所言：\"陈群数十次上书谏君，外人不知，士人皆称其长者。\"
青龙四年（236年）十二月，陈群病逝，谥为\"靖侯\"，其子陈泰继承爵位。
正始四年（243年），朝廷将其配祭魏武帝曹操庙庭，这是对其一生功绩的最高认可。
陈群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个体生命，其创立的制度深刻塑造了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。
九品中正制在初期实现了\"选贤与能\"的目标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中正官逐渐被世家大族控制，\"家世\"权重日益凸显，最终演变为\"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\"的门阀工具。
这种演变虽非陈群初衷，却成为其历史评价中的争议点。
而《魏律》则被西晋直接沿用，其\"八议\"制度、篇章结构一直影响到唐宋律法，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石。
后世对陈群的评价呈现鲜明的两面性。
曹植称赞其\"至德纯粹，能容下纳谏\"，陈寿在《三国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