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等名士支持曹植，也只是想借助曹植的平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
这种“以利益为纽带”的支持，注定无法长久。
最终，曹丕在贾诩等人的帮助下，于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17年）被立为魏王世子。
但这场夺嫡之争，却让曹丕对兄弟、对士族都充满了猜忌——他即位后，不仅逼死了曹植的亲信杨修，还对曹植严加防范，多次打压宗室子弟；同时，他又不得不依靠司马懿等士族来巩固政权，导致士族的权力逐渐膨胀，为后来“司马懿篡魏”埋下了祸根。
可以说，若曹昂不死，曹魏政权或许能避免“夺嫡之争”的内耗，也不会出现“士族专权”的局面，其国运或许会截然不同。
此外，曹昂的死还影响了曹魏政权与士族阶层的关系。
曹昂举孝廉出身，且仁孝笃实，深得士族阶层的认可——许多谯县士族与中原名士都将曹昂视为曹氏集团的“道德标杆”，认为他能继承曹操的基业，实现“儒法合流”的治国理想。
但曹昂死后，曹丕为了争夺储位，虽然也极力拉拢士族，却更多是依靠利益交换，而非道德认同；曹植则因恃才傲物，得罪了不少士族。
因此，士族阶层对曹魏政权的认同感逐渐下降，这也为后来司马懿依靠士族力量篡夺曹魏政权提供了便利。
曹昂虽战死沙场，却并未被历史遗忘。
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发展，历代曹魏皇帝都对曹昂进行了追封与祭祀，以表彰他“让马救父”的忠勇之举，也借此维护宗法伦理与皇室尊严。
这份跨越数代的追封，既是对曹昂个人德行的认可，更是曹魏政权对“孝悌”“忠勇”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标榜——在乱世中，唯有坚守道义，才能凝聚人心、稳固基业。
建安二十五年（公元220年），曹操病逝于洛阳，曹丕继承魏王之位，同年逼迫汉献帝禅让，建立曹魏政权，改元黄初。
曹丕登基后，首要之事便是追封先祖与宗室，以彰显皇室血脉的尊贵与正统。
在众多宗室成员中，曹昂的地位尤为特殊——他是曹丕的长兄，更是为救曹操而死的“义士”。
因此，曹丕在黄初二年（公元221年）下旨，追封曹昂为“丰悼公”，并将谯县的部分食邑划作曹昂的封地，由其子曹琬（曹昂早逝，曹琬为曹丕命曹植之子过继而来）继承爵位。“丰”为封地之名，“悼”为谥号，据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记载，“中年早夭曰悼，恐惧从处曰悼”，这一谥号既点明了曹昂英年早逝的悲剧，也暗含了对他牺牲的惋惜。
曹丕对曹昂的追封，并非单纯的兄弟情谊，更有深层的政治考量。
一方面，曹丕通过追封曹昂，向天下人展示自己“重情义、尊长兄”的形象，以缓解“夺嫡之争”后宗室内部的紧张关系——毕竟，在夺嫡过程中，曹丕对曹植、曹彰等兄弟多有打压，追封曹昂可以塑造“兄友弟恭”的假象，赢取士人与百姓的好感；另一方面，曹丕此举也是在强化“长子继承制”的合法性——曹昂作为长子，本应是合法继承人，他的牺牲让位于自己，追封曹昂，实则是在暗示自己的皇位继承同样符合宗法伦理，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统性。
魏明帝曹叡即位后，对曹昂的追封进一步升级。
太和三年（公元229年），曹叡下旨将曹昂的爵位从“公”提升为“王”，追谥为“丰悼王”，并扩大了曹昂的封地范围，将沛国的部分县邑划入其中。
曹叡此举，背后同样有着政治深意。
彼时，曹魏政权面临着蜀汉与东吴的外部威胁，内部则存在“宗室衰弱、士族专权”的隐患——司马懿、陈群等士族大臣的权力日益膨胀，宗室子弟却因曹丕时期的打压而缺乏实权。
曹叡追封曹昂为“王”，既是对先祖的尊崇，也是在提醒宗室子弟：唯有像曹昂一样“忠勇报国”，才能获得皇室的认可与重用；同时，也向士族阶层传递信号：曹魏皇室重视“道义”与“宗室情谊”，希望士族能与皇室同心同德，共守基业。
除了追封爵位，曹魏政权还将曹昂纳入皇家宗庙，使其享受历代皇帝的祭祀。
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记载，太和四年（公元230年），曹叡下令在洛阳的皇家宗庙中为曹昂设立牌位，与曹操、曹丕等先帝一同接受祭祀。
每次祭祀时，皇帝需亲自上香行礼，文武百官陪同，仪式极为隆重。
将曹昂纳入宗庙，意味着曹魏皇室正式承认了他“皇室核心成员”的身份——即便他未及登基，也未实际参与政权建设，却凭借着“让马救父”的义举，成为了曹魏皇室精神上的“守护者”。
这种祭祀制度，不仅延续了整个曹魏时期，甚至在西晋建立后，晋武帝司马炎仍下令保留曹昂在曹魏宗庙中的牌位，以彰显自己“承魏禅晋”的正统性，同时也对曹昂的德行表示敬重。
曹昂的故事，不仅在曹魏政权内部被不断传颂，更在后世的史书、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西晋史学家陈寿在编撰《三国志》时，虽未为曹昂单独立传，却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