>孙权是否想借此机会控制辽东？
多重顾虑之下，公孙渊的野心逐渐被恐惧压制，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决定：吞并东吴使团的财物，诛杀使者，以此向曹魏“表忠心”。
不久后，公孙渊以“东吴使团意图谋反”为由，将张弥、许晏等东吴使者全部斩杀，并将其首级送往洛阳，同时没收了使团携带的所有珍宝财物。
魏明帝得知此事后，果然龙颜大悦，认为公孙渊“忠诚可嘉”，不仅对其大肆封赏，还决定派遣使者前往辽东，正式册封公孙渊为“乐浪公”，并允许其设置百官，享受诸侯王的待遇。
公孙渊通过牺牲东吴使团，暂时换取了曹魏的信任，避免了与曹魏的直接冲突，同时还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，看似是这场权谋博弈的赢家。
然而，公孙渊的背信弃义，不仅彻底激怒了孙权（孙权得知使者被杀后，怒称“朕年六十，世事难易，靡所不尝。近为鼠子所前却，令人气涌如山！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，无颜复临万国”，甚至一度想亲自率军征讨辽东，后被大臣劝阻），也为他日后与曹魏的决裂埋下了隐患。
曹魏朝廷中，不少大臣认为公孙渊“反复无常”，不可信任，魏明帝虽表面对其封赏，实则对其戒心更重，暗中开始筹划加强对辽东的控制。
获得“乐浪公”的封号后，公孙渊的野心并未收敛，反而愈发膨胀。
他认为，曹魏之所以对自己容忍，是因为中原战事未平，无力征讨辽东；而东吴远在江南，对自己构不成实际威胁，辽东已处于“无天敌”的状态。
因此，他开始不再掩饰自己的割据野心，在辽东境内大肆修建宫殿，设置仪仗，其出行的规格俨然如同帝王，甚至对曹魏派来的使者也态度傲慢，充满挑衅。
魏明帝青龙元年（233年），曹魏使者傅容、聂夔抵达辽东，册封公孙渊为“乐浪公”。
在册封仪式上，公孙渊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恭敬，反而陈列大军，摆出一副戒备的姿态，对使者颐指气使，甚至出言不逊。
傅容、聂夔返回洛阳后，向魏明帝详细汇报了公孙渊的傲慢无礼与不臣之心，魏明帝这才意识到，公孙渊并非真心臣服，此前的“斩杀吴使”不过是权宜之计。
此后，曹魏与辽东的关系逐渐恶化，双方的猜忌日益加深。
公孙渊深知，与曹魏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，因此他开始积极备战，一方面加固城池，训练军队，另一方面派人联络鲜卑、乌桓等部族，试图组建“反魏联盟”。
同时，他还继续与东吴保持秘密联系，希望能在关键时刻获得东吴的援助（尽管此前背信弃义，但在生存压力面前，公孙渊已无暇顾及信誉）。
然而，鲜卑、乌桓等部族虽与曹魏有矛盾，但畏惧曹魏的军事实力，不愿与公孙渊深度绑定；而东吴方面，孙权虽对公孙渊恨之入骨，但考虑到“联辽抗魏”的战略价值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有限度的合作，同意与辽东恢复贸易往来，但拒绝再提供军事支持。
青龙三年（235年），公孙渊的反魏迹象愈发明显，他不仅停止向曹魏纳贡，还多次派兵袭扰曹魏边境的幽、冀二州，掠夺人口与物资。
魏明帝忍无可忍，决定对辽东用兵，彻底解决公孙渊的割据问题。
同年，魏明帝任命汝南太守田豫为殄夷将军，幽州刺史王雄为平北将军，分别从青州、幽州两个方向率军进攻辽东。
然而，此次征讨却因准备不足、天气恶劣等原因以失败告终——田豫的军队遭遇海上风暴，损失惨重；王雄的军队则被公孙渊派军击退。
首次征讨的失败，让公孙渊更加狂妄，他认为曹魏不过如此，自己完全有能力与曹魏分庭抗礼。
青龙四年（236年），公孙渊在辽东正式自称“燕王”，改元“绍汉”，并设置百官，建立宗庙，公然与曹魏决裂，走上了称帝割据的道路。
为了增强自己的“合法性”，公孙渊还派人四处散布谣言，声称自己得到了“天命”，注定要取代曹魏，统一天下。
同时，他再次派遣使者前往东吴，向孙权道歉，并请求东吴出兵援助，共同对抗曹魏。
孙权虽对公孙渊的反复无常极为不满，但考虑到曹魏若消灭辽东，将进一步增强实力，最终还是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辽东，名义上是“援助”，实则是观望局势。
公孙渊称帝的消息传到洛阳后，魏明帝震怒，决心派遣大军，彻底平定辽东。
这一次，魏明帝选择了当时曹魏最顶尖的军事统帅——司马懿。
司马懿素有“兵神”之称，曾率军平定孟达叛乱、抵御诸葛亮北伐，军事才能极为出众。
景初二年（238年）正月，魏明帝任命司马懿为太尉，率领四万大军（包括步兵、骑兵、水军），从洛阳出发，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。
出征前，魏明帝问司马懿：“公孙渊会如何应对我军？”
司马懿回答：“公孙渊若弃城逃走，是上计；若据守辽东郡的要地辽隧（今辽宁海城以西），抵抗我军，是中计；若坐守襄平（辽东郡治所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