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蔡瑁之父蔡讽曾任东汉太尉，蔡瑁本人更是荆州军界的核心人物。
于是，刘表在宜城设宴，邀请蒯越、蒯良兄弟与蔡瑁前来商议对策。
宴席之上，刘表向三人倾诉了自己的困境：“今荆州宗贼作乱，袁术窥伺，苏代、贝羽割据，我欲抚定荆州，却无计可施，还望三位先生教我。”
首先发言的是蒯良，他主张以“仁义”为本：“天下大乱，皆因统治者失德，百姓离心。
将军若能推行仁义，安抚百姓，百姓自然会归附，届时招募士兵，平定宗贼易如反掌。”
蒯良的建议虽符合儒家正统思想，却忽视了乱世的残酷现实。
蒯越当即反驳道：“兄长此言差矣！太平盛世，统治者以仁义治国，可使天下安定；但如今是乱世，强者为尊，弱者消亡，若一味讲仁义，只会错失良机，沦为他人鱼肉。”
随后，蒯越向刘表献上了一套完整的“抚定荆州之策”，这一计策也成为他一生智谋的经典之作。
蒯越的计策分为三步：第一步，“诱杀宗贼首领，收编其部众”。
他指出，宗贼首领虽拥兵自重，但大多贪婪残暴，其部下对他们早已心存不满。
蒯越表示，自己在荆襄士林中交游甚广，手下有一批忠诚且有能力的门客，可派这些门客携带金银财宝，前往各个宗贼首领处游说，以“共辅刘使君，共享富贵”为诱饵，诱骗他们前来宜城赴宴。
届时，刘表可在宴席之上将这些残暴无道的首领全部诛杀，然后以“安抚”为名，收编他们的部众——这些士兵本是普通百姓，只要给予他们粮食与安稳的生活，必能为刘表所用。
第二步，“招降顽抗者，稳定核心区域”。
蒯越认为，宗贼首领被诛杀后，大部分宗贼势力会群龙无首，不战自降，但仍有少数顽固分子可能负隅顽抗，其中以据守襄阳的江夏贼党张虎、陈生最为棘手。
襄阳是荆州的治所，也是荆州的军事重镇，若不能拿下襄阳，刘表便无法在荆州立足。
蒯越建议，派自己与蔡瑁前往襄阳游说张虎、陈生——张虎、陈生虽为贼首，但并非不明事理，他们深知自己无法与刘表抗衡，只要晓以利害，许以官职，二人必定会归降。
第三步，“据守襄阳、江陵，传檄而定八郡”。蒯越强调，一旦拿下襄阳，刘表应立即将治所迁至襄阳，同时派重兵驻守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。
襄阳位于荆州北部，是抵御中原势力南下的门户；江陵位于荆州南部，是荆州的财赋重地，掌控着长江航运。
只要占据这两座城池，刘表便可以襄阳为军事基地，以江陵为经济后盾，然后向荆州其他七郡传递檄文——此时刘表已拥有整编后的宗贼部众，又有蒯氏、蔡氏的支持，荆州各郡的官员、豪强必然会望风归附，无需大动干戈便可平定整个荆州。
刘表听后，对蒯越的计策赞不绝口，称其“堪比春秋时期晋文公的谋臣臼犯（即狐偃，曾辅佐晋文公称霸）”，当即决定采纳蒯越的计策。
随后，一切都按照蒯越的计划顺利推进：蒯越派门客诱骗宗贼首领五十五人（一说十五人）前往宜城赴宴，刘表在宴席之上一声令下，伏兵四起，将所有宗贼首领全部斩杀。
消息传出，宗贼势力瞬间瓦解，其部众纷纷向刘表投降，刘表一夜之间便拥有了数万兵力。
紧接着，蒯越与蔡瑁前往襄阳游说张虎、陈生。
二人见到张虎、陈生后，并未以武力相威胁，而是晓以利害：“刘使君是朝廷任命的荆州刺史，深得蒯氏、蔡氏支持，如今已诛杀宗贼首领，收编数万之众。你们若继续抵抗，不过是自取灭亡；若归降刘使君，不仅可保性命，还能获得官职，造福一方百姓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张虎、陈生深知蒯越所言非虚，当即决定归降。
刘表顺利进入襄阳，将治所迁至此处。
此后，刘表按照蒯越的建议，派重兵驻守襄阳与江陵，然后向荆州其他七郡传递檄文。
正如蒯越所预料的那样，荆州各郡的官员、豪强见刘表势大，纷纷上表归附。
短短数月之内，刘表便基本掌控了荆州八郡（南阳郡、南郡、江夏郡、零陵郡、桂阳郡、武陵郡、长沙郡、章陵郡），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。
而蒯越也因功被刘表拜为章陵太守（今湖北枣阳东南），封樊亭侯，成为刘表麾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。
在蒯越的辅佐下，刘表采取了“保境安民”的政策：他轻徭薄赋，鼓励农耕，吸引了大量因中原战乱而南下的百姓与士人；他设立学校，延请名士，使得荆州成为乱世中的一片“文化绿洲”——诸葛亮、徐庶、司马徽、庞统等日后的三国名人，都曾在荆州隐居或游学。
可以说，刘表能在荆州立足并开创基业，蒯越的智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若无蒯越的“诱杀宗贼、据守要地”之策，刘表或许早已沦为袁术或宗贼的阶下囚，荆州也将陷入更加混乱的割据局面。
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随着中原局势的变化，荆州的战略地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