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战马让给曹操，自己则率部断后，不幸被乱箭射死。
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也死于乱军之中。
这场夜袭让曹操损失惨重，几乎丧命。
混乱中，邹氏被张绣的士兵带回张府。张绣见到邹氏，眼中充满复杂的情绪，有愤怒，有愧疚，也有无奈。
他对邹氏道：
“婶婶受苦了，是我无能，未能保护好你。”
邹氏泪流满面，道：
“事已至此，不必再提。只是曹操必然会报复，宛城危在旦夕。”
宛城之变后，邹氏的名字被载入史册，却成了“红颜祸水”的代名词。
《三国志·张绣传》记载：“太祖纳济妻，绣恨之，袭太祖。”
寥寥数语，将这场血案的起因归咎于邹氏的美貌。
元代《三国志平话》更是将邹氏描绘成主动勾引曹操的妖妇，说她“容貌倾城，水性杨花，见曹操权势滔天，便主动献身”。
明代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虽未过分丑化邹氏，却也强调她“颜色美丽”，暗示她是引发祸乱的根源。
这些记载和文学创作，显然对邹氏不公。
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社会，女性往往被视为男性行为的附属品。
曹操纳邹氏，本质上是权力对女性的掠夺，他作为胜利者，肆意践踏他人尊严，却无人指责；邹氏作为受害者，无力反抗，却要背负“祸乱军心”的骂名。
这种双重标准，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。
事实上，邹氏在宛城之变中，始终处于被动地位。
她既无法拒绝曹操的命令，也无法阻止张绣的报复。
她只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弱女子，却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。
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在《三国史话》中指出：
“张绣之反，实因曹操纳其婶母，辱其家族，与邹氏本身无关。邹氏不过是这场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。”
从历史背景来看，东汉末年，家族观念极强，张绣为了维护家族荣誉而反曹，是当时门阀制度下的必然选择。
曹操作为一代枭雄，却因一时的欲望而酿成大祸，暴露了他性格中的缺陷。
正如陈寿在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中评价曹操：
“太祖少机警，有权数，而任侠放荡，不治行业。”
他的好色和傲慢，才是宛城之变的根本原因。
近年来，随着女性主义史学的兴起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邹氏正名。
他们认为，邹氏的悲剧，是乱世女性命运的缩影。
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女性的命运掌握在男性手中，她们的美貌和才情不仅不能为自己带来幸福，反而可能成为招致灾祸的根源。
邹氏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：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，还有无数女性的苦难与无奈。
邹氏的故事虽然简略，却折射出三国时代的诸多历史面相。
首先，它反映了乱世中女性的生存困境。
在那个“宁为太平犬，不为乱世人”的年代，女性更是弱势群体。
她们不仅要承受战火的摧残，还要面对男性的压迫和歧视。
邹氏作为望族遗孀，尚且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更何况普通女性。
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后妃传》记载，当时许多女性被掳掠为奴，或在战乱中流离失所，命运凄惨。
其次，它揭示了三国时期的家族观念。
张绣为了维护家族荣誉而不惜与曹操反目，体现了门阀制度下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。
在当时，家族的声誉和利益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。
张绣的行为，在当时人看来，是“孝义之举”。
这种家族观念，对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许多军阀割据一方，正是依靠家族的势力；而各国之间的联盟与战争，也往往与家族利益密切相关。
再次，它展现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。
曹操作为一代枭雄，雄才大略，却因一时的欲望而酿成大祸，失去了长子和爱将。
这说明权力既能成就一个人，也能毁灭一个人。
在权力的诱惑下，人性中的贪婪、傲慢等弱点会被无限放大。
三国时期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，如袁术称帝而亡，袁绍因骄傲而败于官渡，皆因权力的腐蚀。
最后，它反映了三国时期的伦理观念。
曹操纳邹氏，在当时被视为“乱伦”之举，遭到世人的谴责。
东汉是儒家思想盛行的时代，儒家强调“三纲五常”，其中“夫为妻纲”要求妻子对丈夫忠贞不渝。
邹氏作为寡妇，本应守节，却被曹操强纳，这在当时人看来，是对儒家伦理的践踏。
张绣的反抗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是对儒家伦理的维护。
邹氏的结局成谜，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。
有人说她在宛城之变后，因羞愧而自尽；有人说她被张绣送往荆州，隐居山林；还有人说她被曹操的部下掳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