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丰，字元皓，生于巨鹿郡（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一带）。
巨鹿地处黄河下游北岸，自古便是中原文化与燕赵文化交汇之地，春秋战国时属赵国疆域，受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的风气熏陶，此地百姓既重节义，又尚智谋。
田丰的出身虽未见于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等正史中明确的名门望族记载，但从其早年“博览群书，名重州里”的经历来看，应出身于当地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士人家庭——在东汉“察举制”主导的选官体系下，唯有具备一定的家族背景与文化积累，才能获得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。
东汉末年，经学盛行，士人们多以研读儒家经典为进阶之途，田丰亦不例外。
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，《先贤行状》中记载其“少而岐嶷，有异才”，十岁便能通读《论语》，十五岁已精通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尤其对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等记载历史兴衰、兵法谋略的典籍钻研极深。
与当时只重章句训诂的腐儒不同，田丰读书更重“经世致用”，常以历史上的贤臣良将自比，思考如何在乱世中实现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理想。
成年后，田丰因才学出众、品行端正，被地方官员举荐为“孝廉”——这是东汉士人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，此后他被征召至洛阳，担任太尉府属官，正式踏入东汉官僚体系。
在太尉府任职期间，田丰以办事干练、刚正不阿着称。
太尉作为东汉“三公”之一，掌管全国军事，府中事务繁杂，田丰却总能条理清晰地处理各类公文，对军事制度、边防形势的见解更是常令同僚惊叹。
当时正值灵帝末年，朝政腐败，宦官“十常侍”专权乱政，地方豪强兼并土地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田丰多次向太尉进言，建议整顿吏治、减免赋税、加强边防，却因触动宦官与豪强利益，始终未被采纳。
不久后，田丰因不愿与朝中腐朽势力同流合污，主动请求外放，调任冀州别驾——别驾是州牧的副手，地位仅次于州牧，掌一州行政、监察之权，这一职位为田丰提供了施展治政才能的舞台。
此时的冀州，是东汉末年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。
冀州地处华北平原，土地肥沃，人口稠密，“带甲百万，谷支十年”，素有“天下之重资”的美誉。
时任冀州牧的韩馥，出身颍川韩氏，虽为名士，却性格懦弱、缺乏雄才大略。
面对黄巾起义后各地诸侯割据的局势，韩馥既无招揽人才、整军备战的远见，又无稳定地方、安抚百姓的举措，反而沉迷于眼前的安逸，对境内的豪强势力一味妥协。
田丰担任冀州别驾后，多次向韩馥提出具体建议：其一，整顿地方武装，挑选精锐组建“州兵”，防备黄巾余党与周边诸侯的袭扰；其二，开设“学宫”，招揽冀州境内的贤才，为治理冀州储备人才；其三，减轻百姓赋税，鼓励农耕，储存粮草以备不时之需。
这些建议切中冀州发展的要害，却因韩馥的“庸碌寡断”屡屡被搁置。
一次，韩馥因畏惧北方公孙瓒的骑兵，打算将冀州的部分粮草送给公孙瓒以换取和平，田丰得知后，冒死进谏：“冀州乃天下根本，粮草是军民之命，公孙瓒狼子野心，今日送粮求和，明日必来夺地，大人若不早做准备，恐将引狼入室！”
韩馥却不以为然，反而斥责田丰“危言耸听”。
田丰见韩馥如此昏聩，深知冀州迟早会落入他人之手，心中虽有抱负，却苦于无人赏识，只能在暗中叹息。
不过，田丰的才华并未被埋没。
时任渤海太守的袁绍，早已注意到这位冀州的贤才。
袁绍出身“四世三公”的汝南袁氏，其祖父袁汤、父亲袁逢、叔父袁隗均曾担任三公之职，家族声望遍布天下，“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”。
黄巾起义后，袁绍因反对宦官专权，被迫逃离洛阳，后被任命为渤海太守，驻守渤海郡（今河北省沧州市一带）。
袁绍素有争霸天下的野心，深知“得人才者得天下”，他在渤海期间，一面招兵买马，一面派人暗中考察冀州境内的贤才，田丰的智谋与品行，很快便通过使者传入袁绍耳中。
初平二年（公元191年），袁绍采纳谋士逢纪的建议，以“公孙瓒将袭冀州”为由，派使者向韩馥施压，同时暗中联络冀州境内的豪强与官员，劝说他们支持自己入主冀州。
韩馥本就畏惧公孙瓒，又听闻袁绍得到众多豪强支持，顿时慌了手脚，最终在部下的劝说下，决定将冀州牧之位让给袁绍。
袁绍兵不血刃入主冀州后，第一件事便是亲自前往田丰家中拜访——当时的袁绍已身为冀州牧，却以“宾主之礼”对待田丰，亲自为田丰斟酒，诚恳地说：“元皓先生，袁绍久闻您的才名，今日得遇，如鱼得水，愿先生不弃，与我共图大业！”
田丰见袁绍如此礼贤下士，又深知袁绍有争霸天下的潜力，心中积压已久的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，当即答应加入袁绍阵营。
袁绍大喜，任命田丰为别驾从事，让他参与军政大事的谋划——别驾从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