郡失据，长吏多逃亡”，东汉王朝的统治陷入空前危机。
作为“地公将军”，张宝在军事行动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，既是兄长战略意图的执行者，也是前线战场的直接指挥官。
起义初期的军事部署，充分体现了张宝的战略眼光。
根据张角的总体规划，黄巾军采取“中央突破、四面开花”的战术：张角亲率主力坐镇冀州，直逼洛阳北面；张宝与张梁协助镇守巨鹿大本营，巩固后方；颍川的波才、南阳的张曼成、汝南的彭脱等部则分别从东南、西南方向进逼洛阳，形成合围之势。
张宝在这一布局中，不仅要协调北方诸军的行动，还要确保南北战场的呼应。
他通过信使传递情报、调配物资，使分散的起义军形成初步的战略协同——例如，在他的协调下，冀州黄巾军主动出击，牵制了东汉最精锐的北军五校，为颍川、南阳战场的义军争取了时间。
然而，黄巾军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。
东汉朝廷迅速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、朱儁为右中郎将、卢植为北中郎将，分别率军镇压颍川、南阳与冀州的义军，各地士族豪强也纷纷组织“义兵”配合官军，形成了对黄巾军的围剿之势。
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，张宝逐渐从战略协同者转变为防线守护者，他的军事才能在逆境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
在颍川战场，波才部因轻敌被皇甫嵩用火攻击溃，数万义军战死；在南阳战场，张曼成战死，赵弘、韩忠、孙夏相继接任统帅，却因内部矛盾错失战机；而张宝与张梁镇守的冀州，成为黄巾军最后的核心防线。
面对卢植率领的官军主力，张宝采取“以守为攻、疲敌制胜”的策略，他与张梁共同镇守广宗（今河北威县），利用当地“城高池深”的地理优势，构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。
据《后汉书·卢植传》记载，卢植“筑围凿堑，造作云梯，垂当拔之”，却在张宝的顽强抵抗下久攻不下，甚至因“进攻不利”被汉灵帝问责，改派董卓接替其职。
这一记载从侧面印证了张宝在防御战中的指挥能力——他不仅能动员数万义军坚守城池，还能利用夜袭、诈降等战术主动出击，多次挫败官军的进攻。
同年八月，张角病逝，黄巾军失去了精神领袖，士气受到严重打击。
官军趁机加强攻势，皇甫嵩在仓亭（今山东阳谷）大破张梁部，张梁战死，广宗陷落。
此时的冀州战场，只剩下张宝镇守的下曲阳（今河北晋州），这里成为黄巾军在北方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张宝深知下曲阳的战略意义——一旦失守，河北义军将彻底覆灭，他因此采取了更为极端的防御措施：
-加固城防：组织军民将城墙加高至三丈，外掘深壕，内积滚石，在城墙上设置望楼与弩箭阵地，形成多层次防御体系。
-整合兵力：收拢广宗溃兵与周边郡县的残部，共集结十余万义军，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，张宝提出“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”的口号，将全城转化为战争机器。
-心理动员：利用太平道的宗教仪式，每日在城头举行“拜天”活动，宣称“黄天护佑，坚守必昌”，稳定军民士气。
-物资调配：实行“均粮制”，将城中粮草统一管理，按战功与需求分配，确保防御体系的持续运转。
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成效。
董卓接任卢植后，率军攻打下曲阳，却“与张宝战于下曲阳，不克”，最终因“无功而还”被免职。
这再次证明了张宝的军事韧性——在兄长病逝、三弟战死、主力覆灭的绝境中，他依然能凭借严密的组织与坚定的信念，将一座孤城打造成难以攻克的堡垒。
中平元年十一月，皇甫嵩接替董卓，成为攻打下曲阳的官军统帅。
这位平定颍川黄巾的名将，采取了更为狡猾的战术：先是“闭营休士，以观其变”，让义军放松警惕；待城中粮草渐尽、士气低落时，趁夜发动突袭。
据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记载，这场战役异常惨烈：“嵩乃潜夜勒兵，鸡鸣驰赴其陈，战至日中，大破之，斩张宝及首虏十余万人。
”官军为炫耀战功，“筑京观于城南”，将十余万义军的尸体堆积成山，这座“京观”成为汉末乱世的血腥地标，也见证了张宝最后的抵抗。
张宝在下曲阳的战死，标志着黄巾军主力的覆灭，但他在军事行动中展现出的才能却不容忽视。
从协调八方的战略家到死守孤城的防御者，他的角色转变折射出黄巾起义从盛到衰的全过程。
尽管最终失败，但他在广宗与下曲阳的防御战中，多次挫败东汉名将的进攻，其组织能力、战术素养与顽强意志，在古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实属罕见。
正如史学家田余庆所言：“黄巾起义的军事成就，不应仅以胜负论之，其在极端困境中展现的组织韧性，本身就是对封建统治的有力冲击。”
张宝与黄巾起义的失败，并没有终结其历史影响。
相反，这场持续十个月的大起义，如同投入东汉社会的巨石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