>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他为患者施针时“若当针，亦不过一两处，下针言‘当引某许，若至，语人’，病者言‘已到’，应便拔针，病亦行差”。
意思是他针刺的穴位往往不多，但能精准命中病灶，患者刚感觉到“气至”，他便拔针，疗效却十分显着。
南阳郡有位妇人患“闭经”（月经停闭）多年，多方医治无效。
华佗诊断后认为是“气滞血瘀”所致，便针刺其“三阴交”“关元”二穴，又开出处方“桃红四物汤”。
针刺后，妇人当即感到小腹坠胀，次日便月经来潮，多年顽疾一朝而愈。
其家人感激涕零，欲以重金相谢，华佗却婉言谢绝：“医者治病，乃分内之事，何敢言谢？”
在养生领域，华佗创编的“五禽戏”，是中国古代体育养生的瑰宝。
他认为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耳。动摇则谷气得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譬如户枢不朽是也”，
主张通过适度运动来强身健体。
五禽戏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（鹤）五种动物的动作。
华佗不仅创编了五禽戏，更将其融入日常生活。
他的弟子吴普遵循其教导，每日清晨练习五禽戏，年过九旬仍“耳目聪明，齿牙完坚”。
另一位弟子樊阿则擅长“导引”（呼吸吐纳），在华佗的指导下，他将五禽戏与吐纳结合，活到了一百多岁。
这种将运动与养生相结合的理念，比西方“体育疗法”的提出早了一千多年，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养生保健领域。
华佗的一生，始终践行着“医者仁心”的准则。
他不慕名利，不媚权贵，将解除患者疾苦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，其高尚的医德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。
华佗虽医术高超，却始终保持着布衣本色。
他常年穿着粗布衣衫，背着药篓行走于乡间，遇有患者便即刻诊治，从不计较报酬。
建安三年，豫州（今河南）爆发大疫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华佗听闻后，立即赶往疫区，在村口搭建简易棚屋，免费为患者诊治。
他根据病情轻重，将患者分为“寒疫”“热疫”两类，分别施以“麻黄汤”和“银翘散”等方剂，并亲自为重症患者煎药喂药。
在他的努力下，疫情逐渐得到控制，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，纷纷送来粮食衣物，华佗却只留下少量粮食，其余全部转赠给贫困患者。
他对患者的关怀，不仅体现在治疗上，更体现在细节中。
有一次，他为一位失明的老妇人治疗眼疾，得知其家中无人照料，便每日上门为其施针换药，还顺便帮她挑水劈柴。
老妇人痊愈后，拉着华佗的手说：“先生真是活菩萨啊！”
华佗却笑着说：“治病救人，本就是医者的本分。”
东汉末年，士族权贵垄断官场，医者地位低下，但华佗却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，从不向权贵低头。
沛国相陈珪曾举荐他为“孝廉”（汉代选拔官员的科目），他却婉言谢绝：“我志在行医，不在仕途。”
后来，太尉黄琬征召他为“太医令”（掌管宫廷医疗的官员），他同样以“医术未精，恐误大事”为由推辞。
他曾说：“医者，当以救死扶伤为任，岂可为官禄所累？”
这种不慕荣利的品格，让他在权贵面前始终保持着尊严。
有一次，曹操的堂弟曹洪请华佗为其儿子治病，许诺只要治好便“赠钱百万，良田千亩”。
华佗诊断后，发现患儿只是普通的“外感风寒”，便开了一剂普通的发汗方剂，嘱咐其按时服用。
曹洪见药方简单，认为华佗敷衍了事，便出言不逊。
华佗当即收起药方，说：“公子之病，一剂可愈，若不信，另请高明。”
说完便拂袖而去，曹洪无奈，只得按华佗的方子抓药，患儿果然很快痊愈。
建安七年，曹操因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长期处于紧张焦虑之中，患上了“头风”（疑似三叉神经痛），每当发作便头痛欲裂，无法理政。
手下人向他举荐华佗，说其“医术通神，可治此病”。
曹操便派人将华佗召至许昌。
华佗为曹操诊断后，认为其病因是“风邪入脑”，需长期针灸治疗。
他针刺曹操的“百会”“风池”等穴位，每次都能迅速缓解疼痛。
曹操见华佗医术高超，便想将其留在身边专为自己治病，华佗却以“民间尚有众多患者等待救治”为由拒绝。
他说：“明公之病，需长期调理，不可一蹴而就。我若留在府中，民间患者便无人医治了。”
曹操虽心中不悦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允许他往来于许昌和民间之间。
此后数年，华佗时常往返于许昌为曹操治病，同时仍不忘救治民间患者。
这段时间，他一边为曹操针灸缓解头痛，一边苦寻根治之法。
他曾考虑为曹操施行开颅手术，但深知曹操多疑，不敢贸然提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