乃乌桓左贤王射伤，儿臣后来斩其首。”曹彰答。
“此刀伤又如何？”“是与能臣氐肉搏时所留，儿臣剜其心肝以祭军旗。”
曹操听得忽而皱眉忽而微笑，最后竟斟满酒盏，泼在曹彰胸前的疤痕上：“所谓父子，不过是朕送汝上战场，汝送朕捷报来。”
当夜，曹彰宿于曹操寝殿偏房。三更时分，忽闻父亲在梦中呓语：“奉孝（郭嘉），此子可用乎？”
他猛然惊醒，方知曹操虽委以重任，心中仍有疑虑。
次日清晨，他主动将虎符交还曹操，只请赐“前锋印”：“儿臣愿为父帅前驱，不为镇守一方之诸侯。”
曹操凝视他良久，叹道：“汝非韩信，朕亦非刘邦。”
遂赐他黄金五百斤，良马百匹，仍令其屯驻代郡，都督北方军事。
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正月，曹操病逝于洛阳。
临终前，驿卒八百里加急传召曹彰从代郡返京。
当他快马加鞭抵达时，曹操已咽气，灵堂内外哭声震天。
曹彰推开众臣，直入灵帐，盯着兄长曹丕问：“先王玺绶何在？”
（《三国志》）此言如巨石投湖，满朝哗然。谏议大夫贾逵挺身答道：“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君，君侯安得问此！”（《魏略》）
后世多以此事质疑曹彰有夺位之心，然细究当时局势：曹丕虽为世子，却远在邺城，曹植在临淄，唯有曹彰手握北方重兵，若真有反意，大可陈兵洛阳城下。
他之所以急问玺绶，更可能是出于武将的直爽——担心政权更迭引发内乱，欲以武力确保曹丕继位。
史载他随后便率部护送曹操灵柩归邺，沿途戒严，秋毫无犯，足见并无异志。
曹丕继位后，改元黄初，封曹彰为任城王，食邑五千户。
表面上恩宠有加，实则明升暗降——剥夺其军权，命其就国。
黄初三年（222年），曹彰入朝述职，曹丕邀他同游北苑。
时值秋日，苑中枣树上果实累累，曹丕指着一树红枣说：“此乃西域贡枣，孤与弟尝之。”
遂亲自摘枣递与曹彰。
据《世说新语》载，其中数枚已提前下毒，曹彰食后腹痛难忍，扑倒在卞太后怀中。
太后欲召御医，却发现所有药瓶已被曹丕命人收走，只能抱着儿子恸哭：“汝杀吾任城，复欲杀吾东阿（指曹植）邪！”（《世说新语》）
此说虽多见于野史，却折射出曹魏宗室的残酷现实。
正史中，曹彰于黄初四年（223年）“疾薨于邸”，年仅三十五岁。
其死因蹊跷，葬礼却极尽哀荣：曹丕赐谥号“威”，取“猛以刚果”之意，命画师绘制《任城王破虏图》悬于武库，又命曹植作《诔文》：“幼有令质，光耀圭璋。孝殊闵氏，义达伯阳……”
字里行间，既有对逝者的追念，亦有对皇权斗争的隐晦控诉。
卞太后在曹彰灵前哭至呕血，质问曹丕：“彰儿身强体健，何以突然病亡？”
曹丕免冠顿首：“儿臣亦痛失手足，已命人彻查太医署。”
然调查无果，最终以“偶感寒疾”结案。史载曹彰下葬时，卞太后亲自为其梳理黄须，发现发间尚有未褪的白雪——那是北征乌桓时渗入的边塞风霜，至死未消。
曹彰死后，其长子曹楷袭爵，然任城国屡被削封，至曹魏末年已只剩数百户。
正始十年（249年）高平陵之变后，司马懿家族掌控朝政，曹氏宗亲多遭屠戮，曹楷虽得免死，却再无先祖荣光。
曹彰的虎头湛金枪，亦被收入许昌武库，渐渐锈蚀在王朝兴衰的尘埃中。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为曹彰立传，篇幅虽短，却浓墨重彩：“任城武艺壮猛，有将领之姿。”
（《三国志·魏书》）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，补充其“好搏猛虎，能挽强弓”的细节，使武将形象跃然纸上。
然南朝史学家裴子野在《宋略》中却称其“有勇无谋，终致夭亡”，认为他的悲剧源于不懂政治权谋。
这种评价分歧，恰反映了中国传统对“武人”的复杂心态：既推崇其保家卫国的功绩，又警惕其威胁皇权的可能。
曹彰的一生，正是这种矛盾的缩影——他以武将身份赢得生前荣耀，却因宗室身份陷入政治漩涡，最终成为帝王权术的牺牲品。
在民间叙事中，曹彰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。
元杂剧《黄须儿大破乌桓国》中，他被塑造成“手持丈二点钢枪，坐下追风白玉骓”的神将，甚至能“呼风唤雨，役使鬼神”。
《三国演义》虽未为其单独立传，却在第七十二回借曹操之口赞其“黄须儿竟大奇也”，并虚构了他在阳平关助曹操退刘备的情节。
清代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指出，此类演绎“虽悖史实，却合民心”——百姓需要的不是权谋算计的宗室王爷，而是纯粹的铁血英雄。
曹彰的“黄须”形象，遂与关羽的“美髯”、张飞的“环眼”一样，成为三国武将的标志性符号。
当代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