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的程序界面，调出“脆弱指数”
模型。
“我们不是要扩大职责，而是建立预警机制。”
她说，“系统只对同时满足三项以上高危条件的人触提醒，比如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、露宿公共场所过五次、有精神类就诊史但中断治疗。
目前模拟测算，全市每月平均触预警四十七人次。”
她说话不紧不慢，逻辑清晰，每个词都像经过精密计算。
她是市局最年轻的算法工程师，三十出头，却已在公共安全数据分析领域干了十年。
当初是我把她从省厅借调过来的，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搞技术的不懂一线疾苦。
可她用了三个月跑遍全市十二个街道救助站，亲手整理上千份档案，才建成了这个模型。
“然后呢？警察上门送棉被？”
治安大队的老张语气带着质疑。
他五十多岁，作风硬朗，一直认为警察的任务就是抓贼破案。
“不是送棉被。”
我说，“是核实情况，协助联系民政、卫健或街道。
哪怕只是确认他还活着，知道他需要帮助，就够了。
周雄团队能精准锁定目标，是因为他们知道哪些人不会被人找。
如果我们先一步介入，就能打破他们的筛选逻辑。”
现场沉默了几秒。
有人低头记录，有人交换眼神，还有人望着窗外若有所思。
技术科一位老同志开口：“隐私问题怎么解决？采集这么多个人信息，合规吗？”
“不采集。”
李悦答得干脆，“所有数据来自已有公共系统，包括医保缴费记录、低保放台账、医院就诊信息、街头监控识别结果等。
我们不做新增收集，也不留存原始信息。
预警生成后，仅推送最后一次出现地点和外貌特征，由辖区民警人工核查。
整个过程可审计、可追溯。”
她说完，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。
我能感觉到，最初的怀疑正在一点点退去。
这时郑铭终于开口：“想法不错，但执行难度不小。
基层警力本来就紧张，再加任务，怕是顾不过来。”
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。
他知道我说服不了所有人，所以我必须直面他。
“我们不要求全员参与。”
我说，“试点期间只覆盖两个区，每个街道指定一名联络民警，配合街道办和救助站联动响应。
刑警大队负责技术支持和数据维护，不增加一线负担。
而且——”
我顿了顿，“这不是额外任务，这是预防犯罪。”
他翻了一页材料，语气缓了些：“三个月评估期。
如果效果达不到预期，项目自动终止。”
“可以。”
我点头，“我们会按月提交运行报告，包括预警数量、处置结果、误报率和典型案例。”
赵勇补充：“我已经跟城西所和南湖所的负责人沟通过，他们愿意配合试点。”
李悦当场调出第一个成功干预案例——陈志明。
屏幕显示他在救助站的照片，脸色红润了些，眼神也不再涣散。
系统记录显示，从预警出到民警上门，用时三小时十七分钟。
“他昨天打了电话给他姐姐。”
李悦说，“这是三年来第一次联系家人。”
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。
有人开始主动提问，讨论如何优化响应流程；政委拿出笔在本子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；就连老张也低声说了句：“要是真能把人拦在坠落之前……也算功德一件。”
最终决定下达：在城西、南湖两个区试行“回声计划”
。
各部门配合提供必要支持，纪检组同步监督数据使用流程。
散会后，我收拾材料准备离开。
刚走到门口，郑铭叫住我。
“陈昭。”
我停下脚步。
他站在窗前，手里拿着那份方案复印件。
阳光斜斜地落在他肩头，影子拉得很长。
他没看我，而是望着远处一栋老旧居民楼，外墙斑驳，晾衣绳纵横交错。
“你很执着。”
他说，“但别忘了，我们的要职责是破案、抓人、维护治安秩序。
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