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香，黑色的短发还湿漉漉地往下滴着水珠，水滴顺着他刚毅的脸部线条滑落，没入他敞开一粒扣子的军绿色衬衫领口。
“有事吗？”沈秀兰轻声问，手还搭在门框上。
“我明天一早要去队里报到，有个案子要跟，晚上估计也回不来。”
他的声音低沉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，“不能送你们去车站了，你带着三个孩子，路上注意安全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目光落在她脸上，眼神深邃，看不出情绪。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沈秀兰点点头。
叶昭没再说话，空气似乎停滞了片刻。他忽然伸出手，手里是两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“大团结”。
“在外面不比在家里，该花钱的地方别省。”他把钱递过来，“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，别委屈了。”
那是两张一百元的钞票，在这个人均月工资不过百元的年代，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沈秀兰看着那两百块钱，一时间愣住了，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手。
她不能要这个钱，他们只是搭伙过日子，她不能心安理得地花他的钱。
她的犹豫被叶昭看在眼里。他眉头微蹙，没有多言，直接上前一步，捉住她微凉的手，不由分说地将那两张带着他体温的钞票塞进了她的手心。
他的手掌宽大而粗糙，布满了厚实的茧子，握住她手腕的力道不容拒绝。
“早点睡。”他松开手，只留下这三个字，便转身大步流星地回了西厢房。
沈秀兰站在门口，怔怔地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门后，手心里紧紧攥着那两百块钱，纸币的边角硌着掌心，那份温热却久久不散。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叶昭就已经离开了。沈秀兰醒来时，厨房的灶台里温着早点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清晨的凉风。
她先去了一趟火车站，买好了次日清晨开往西市的火车票。
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队，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。
拿到那几张硬纸板一样的绿色车票时，沈秀兰不由得想起了前世乘坐这种绿皮火车的经历。
1988年的火车，没有空调，只有头顶上“嘎吱”作响的风扇，徒劳地搅动着浑浊的热空气。
六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车厢里永远塞满了人，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，嘈杂得让人头疼。
孩子们小，哪里受得了这种罪。
想到这里，她心里一揪，改变了直接回家的路线，拐进了附近一条名叫朝阳胡同的巷子。
巷子口有一家国营的熟食店，她前世路过无数次，却从没舍得进去过。
今天，她没有丝毫犹豫。
“同志，给我来一只烧鸡。”她指着橱窗里那只烤得通体红亮、油光锃亮的烧鸡说道。
售货员用油纸麻利地将烧鸡包好，沈秀兰又称了半斤卤肝、半斤猪头肉，还买了一大包酸甜的话梅和几串山楂果干。
前世的她，总觉得钱要省着花，要为了不可知的未来做储备，结果亏待了孩子，也亏待了自己。
这一世，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钱是用来花的，是用来改善生活的，而不是一张锁在存折里的数字。
提着沉甸甸的吃食，沈秀兰觉得心里也跟着踏实起来。
回家的路上，她路过街角一家名叫“人民电器”的商店。
店门敞开着，里面却冷冷清清，看不见一个顾客。
一个约莫三十四五岁、眉清目秀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柜台后，百无聊赖地翻着一张《人民日报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