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无风险的稳定收入。
就好比后世的铁饭碗——哪怕副业收入再高，铁饭碗都是绝不能丢掉的。
哪怕铁饭碗的收入，连副业的税费都覆盖不了，那也是铁饭碗。
是底气，是保障，更是退路。
出于这么一个在华夏历史上源远流长，且受到普遍认同的共识，功侯们在对待各项收入时，也依旧会非常慎重的对待自己的封国租税。
哪怕很少，也是半点马虎不得。
这其中，就有一部分极度看重封国租税，或者说是严重依赖租税过活的彻侯家族，对粮食价格非常敏感，且有严重的粮价朝公倾向。
在这些人看来，捞偏门，一来是有风险，二来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捞得到——既要胆大心细，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手腕。
但封国租税产出的粮食，却只需要这些贵族们小小动用一下人脉，小小转动一下聪明的小脑袋，就能通过操控粮价，而轻松卖出更高，甚至是数以倍计的价钱。
好比现如今，粮价基本被刘荣焊死在了每石三十钱以下，食邑一千户的彻侯，岁得租税不过七千石，折价才二十一万钱；
但在刘荣尚未平抑粮价、尚未官营粮米的短短八年前，同样的千户食邑，同样的七千石租税，却能以每石六十钱左右的价格，卖到四十万钱以上！
更早的太宗皇帝早年，关中粮价普遍在百钱上下，这七千石粮食就是七十万钱。
孝惠皇帝、吕太后年间，粮价在二百到三百钱之间震荡，这七千石粮食的价值，便在一百四十万到两百一十万钱之间浮动。
更早的：太祖高皇帝年间，关中米价高达八千钱每石！
食邑千户的彻侯，得租税七千石，愣是能卖出五千六百万的天价！
从开国初，最高的五千六百万钱，到现如今，刘荣一朝的二十一万钱——随着粮价价格的下降，彻侯勋贵们的收入，就这么在不知不觉间，缩水了99%以上。
——五千六百万钱，百分之一都还有个五十六万呢！
这个历史大势，功侯们显然无法掌控。
但在刘荣平抑粮价，顺带官营粮米之前，粮价小范围的波动，却还在这些功侯们‘可以操作’的范畴之内。
多的不说，原本五十五钱每石的价格，稍稍‘调整’到六十钱左右，对这些功侯而言，甚至都不是需要开口的事儿——负责粮价的官员，自己就能把马匹拍上。
若是贪婪点，功侯们就联合起来，稍微动动手指头，控制一下粮食市场的供应，每石七十钱左右的价格，也不是不能遐想。
虽然这么做，可能招致天子的不满，但只要别太过火，便也出不了太大的问题。
这也就是说，功侯们在封国租税收入普遍恒定在‘每户食邑每年贡献租税七石粮食’的前提下，是有能力，也有意愿通过操控粮价，来提高自己的封国租税实际收益的。
换而言之：当年，刘荣主持平抑粮价事宜，顺带着为官营粮米开了头，并不只是得罪了养了粮商、投资了粮食市场的一小撮功侯贵戚；
而是触碰了每一个功侯勋贵，最根本、最核心的利益。
至于功侯们为什么没有群起而攻之，而只是有一小撮代表人物站出来，和刘荣唱对台戏，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。
一来，是当时的刘荣‘大势已成’，眼看着就要获立为储；
先帝老爷子，俨然是把平抑粮价一事，当成了刘荣能否获立为储的最终大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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