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右，天下百姓才开始感受到：诶，日子变好了？
哦，原来是圣君在位啊。
文景之治的成果、成效，本就有相当一部分，是在文帝年间积累，于景帝年间见效。
结果因为刘荣的时空乱入，导致景帝刘启的在位时长少了足足十年！
故而，在刘荣即位后，对于自己在位年间，汉家所出现在积极变化、正面成果，刘荣很难说到底是自己的攻击，还是文景之治还没来得及见效的后劲儿，恰好在自己即位后见了成效。
但有这么几件事，是刘荣能比较确定：必然是自己的功劳——至少是‘功成在我’的。
首当其冲的，自然是宿麦，即麦粉面食的出现，极大程度降低了汉家底层民众的饥饿率，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汉家百姓民的幸福感。
对于农名而言，幸福，永远都没有那么复杂。
吃的饱就是幸福。
穿的暖就是幸福。
不挨饿，不受寒，如果能在三不五时沾顿荤腥，那就真正是只因天上有的神仙日子。
此外，粮产大幅增高，外加粮食官营双管齐下，也最大限度稳定了汉家——目前局限于关中地区的粮食市场，大幅提高了汉家农民的抗风险能力。
农民抗风险能力高，就等于返贫为佃农的几率低。
而自耕农，又是汉家——或者说是每一个华夏封建制农耕政权，最不可或缺的统治根基。
换而言之，刘荣搞出来的宿麦面试，外加粮食官营，直接提高了汉家自耕农的收入、幸福度和抗风险能力，并间接巩固了汉家的统治根基。
这一项，刘荣是能确定其功绩，并不需要探讨‘究竟是否文景之功’的。
量产——主要是粟稳中有进的产量增长，确实和文景之治脱不开干系。
但宿麦的大规模推广、面试的出现及推广，还有最近这几年，因肥料、耕作方式、耕作工具等人为外部因素，而进一步快速增长的粮食产量，刘荣也是能坦然把功绩，安到自己的头上的。
再有，便是吏制和官僚体系。
在过去，汉家的官僚体系说不上混乱，却也冗杂不堪，存在极为普遍的职务重迭、权责划分不明确的现象。
最具代表性的：丞相是天下的丞相，内史却有是关中的丞相；
天下包含关中，丞相也同样是关中的丞相，等于说关中有两个‘丞相’类型的全权话事人。
再比如军中，负责后勤输送的后将军、负责后勤线路安全的后将军，以及在战场上保护后方，随时准备后军转前军，引领大军撤退的后将军——都叫后将军，职责确是风牛马不相及，职权差异比人和猪的差距都大。
高的军中将帅，又或是长安朝堂发出指令，还得指名道姓不说，另需在字里行间疯狂‘明示’，以明确此后将军，究竟是哪个后将军。
再比如，仍旧拿内史举例。
——说是治粟内史，理论上本该是天下的农稼官，却只管关中的农桑。
不想着把职责范围，从关中往关外拓展拓展，却整天想着关中还有什么权利，是可以被自己扒拉进碗里的。
而在经过刘荣一系列的针对性改制之后，官僚体系顿时就清晰了起来。
该管什么管什么，该谁管就让谁管，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，井然有序起来。
另外，针对汉家由来已久，且根深蒂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