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未央宫外、长安城内，随着天下各地涌来的应考士子越来越多，本该在秋收后才逐渐热闹起来的长安城，也随之更早，且更大规模的‘热闹’了起来。
只不过，还是应了那句好话：有人的地方，就必定有江湖。
或者应该说：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人一多，麻烦、混乱也就会随之出现。
——家境贫寒的士子们为人抄书，甚至谋了份不大体面的、出卖劳力的活计，便免不得因酬劳问题，与雇主发生争执。
至于家境殷实者，更是在接连不断的酒宴当中，迷失在了酒精当中。
与人起争执、动手脚，都还是轻的。
在这短短数十里的时间里，长安城内，甚至还发生了好几起‘应考士子喝多了马尿，随即酒后乱性’的丑闻。
对此，大理（廷尉）属衙本着‘乱世当用重典’的原则，对闹事者无不是定格处罚。
打架斗殴？
该罚金罚金，该拘留拘留！
经济纠纷？
是谁的错就罚谁！
即不包庇作为雇主的长安本地人，也不对即将应考的寒门世子‘从轻处罚’。
这还只是事实清楚、谁对谁错一目了然的案件。
至于那些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，也很难界定谁对谁错的案件，大理属衙忙碌之下，也实在抽不出空去仔细甄别，只能各打五十大板——有钱的罚钱，没钱的拘留。
就此，大理牢狱一度人满为患。
随着长安的治安状况愈发混乱，天子荣新元二年，秋十五日的朔望朝，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科举的议题。
比如，大理卿赵禹表示：刘荣搞出来的科举，在短时间内，将全天下有志于词的文士都吸引来长安；
这突然多出来，而且还是从外地涌入的‘外来流动人口’，无疑是大幅增加了大理属衙的司法压力。
作为司法部门的大理属衙尚且如此，自更别提负责治安的中尉等部门了。
再比如，少府表示：在长安朝堂毫无准备之下，突然多出来的这三万多人，让长安城的各类生活用品，都面临着供养紧张和价格波动。
即便少府紧急调控，抛售了一批平价生活物资，也还是没能避免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。
治安问题，以及物资供应，甚至都还是小事儿。
——毕竟长安城，原本就有超过二十万常住人口。
在这个基础上，多出三万外来流动人口，而且还是很快就会离开的‘暂住’人口，事实上，还不至于让大理、少府因此而疲于应对。
之所以会出现混乱，也不过是这两个属衙没有心理准备，被这突然多出来的人口，以及与之对应的治安压力、物资供养压力增大，而搞了个措手不及、无所适从。
用力荣的话来说，只要再搞几次科举，让整个长安都习惯‘每三年就会有一个秋天，长安城或多出几万应考士子，及其仆从’的周期，便不会再有问题了。
真正让长安朝堂为之担忧的，是随着这上万原本分散于天下各地，如今却聚在一起的各家、各派文士来到长安，坊间，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大‘正面’的物论。
有儒家的士子酒后失了智，说太祖高皇帝早年，在儒生帽子里撒尿、把儒生踢进泥渠里等行为，是因为儒家学说太过正确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