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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市、西市……”
“槐市……”
于相府辞别刘舍，行走在尚冠里外的章台街——回自家魏其侯府的路上，窦婴心中，一时也不由感慨万千。
长安城，其实不止东西两个市集，而是有城内四、城郊五——共计九个市集，被称为：长安九市。
其中，城内的四市，各名：东西南北市，却是以横城门所相连的华阳街为界，笼统的分为：东市，西市。
——东市，位于横城门以内，华阳街以东，又分东市、北市；
西市则位于华阳街以西，分为主体的西市，以及南市。
后世那首著名的《木兰辞》写道：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
于是有人说，木兰为了买齐自备军械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跑，算是在城里转了个大圈。
但实际上，古华夏的市集——尤其是在同一座城内的几处市集，基本都是严格按照华夏封建历史之初，即汉太祖刘邦时期，针对商人所制定的严格管控制度来布局的。
刘邦曾说：农者，本也；商者，末也。
治国者，强本弱末，以固国本也。
乃使贾人不得衣丝、乘车，别居另册，以为‘有别之民’。
翻译成后世人更能理解的大白话，就是从刘邦开始，华夏封建文明对于商人群体，除了价值观、道德观上的鄙视和谴责之外，也有了具体的惩罚措施。
如刘邦那句贾人不得衣丝、乘车——商人不得穿昂贵的丝绸制品，不可以如官员、贵族那般乘坐马车，便是极为直接的社会地位压制，和生活权利剥夺。
但真正能体现封建时代，商人为主流舆论所不齿的，却是那后半句：别居另册。
何谓别居、另册？
——不与寻常百姓混住，而是被集中在一个专门供商人居住的住宅群，以和寻常百姓农户物理隔离开。
并且，为商人专门另开一册，曰：商籍；
再以一句‘士农工商’的社会价值排序，来确定商人‘百业之末’的低劣社会地位。
这么做的原因，自然是让商人群体且是体会到：做商人和做农民，是真的有很大不同的。
做了商人，就没法和农户——也就是‘绝大多数人’住在一起，而是要同与自己一样卑贱的商人成为邻居；
甚至就连户籍，也不再是普罗大众都拥有的农籍，而是膈应程度仅次于奴籍、囚籍的商籍。
这可太难受了！
尤其是在道德观念相对较高，人们对声誉、名望还十分重视的古华夏，这样的区别对待，是实打实能让人羞愤而死的！
刘邦打的，也正是这个主意。
——用别居另册，来对商人进行区别对待，让他们被羞辱、被社会谴责；
且不说已经入了商籍的那些人，是否会因此而困苦、难受——起码寻常农户看到他们的遭遇，就绝对不会生出弃农从商的念头。
非但不会有人弃农从商，反而还会十分庆幸：还好俺家不是商籍！
你看那些个商人过的日子，那是人过的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