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的传统技艺和精密机械的调理心得，更从石不开的只言片语中，了解到不少关于故宫旧事、古玩行当的秘辛。
这份意外的收获，其价值，在林远看来，丝毫不亚于那千万现金。
就在林远于海上航行之际，提前从宝安返回的冶金部的杨主任，已经将一份经过精心润色的行动报告呈递上级。
报告着重强调了在港英政府层层阻挠的极端困难下，任务小组如何克服万难、另辟蹊径，最终成功弄回国家重要资产的过程。
报告中，杨主任将林远贡献描述为“发挥了关键性、不可替代的作用”，而具体的、不宜公开的操作细节则被模糊处理。
上级领导审阅报告后，对结果表示满意，并未深究具体过程，反而对报告中提及的“林远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能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完成任务，这份胆识和能力，让“林远”这个名字在相关部委的领导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然而，随着机床即将运抵国内，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——这台宝贵的进口机床究竟应该安置在哪个单位？
首钢和第二轧钢厂的领导闻风而动，纷纷提出诉求，认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重要性来讲，他们都理应优先于红星轧钢厂获得这台先进设备。
会议上，几个相关部门的副部长也有些倾向于将机床放在更大规模的工厂。
就在争论陷入僵局时，李怀德的岳父，一位在工业系统内颇有影响力的老同志，发了话。
他敲着桌子，语气严肃，“红星轧钢厂的同志，是冒着风险想尽了办法把东西弄回来的！当初可不是没有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已把握不住，现在要摘果子了，都跳出来了？天下没有这个道理。
几位副部长见老同志态度明确，且言之有理，确实不好强行改变结果，最终拍板，机床运回北京后，正式划拨给红星轧钢厂使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