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渐入正轨，朱元璋萌重启科举之念，遂召翰林院诸大儒议事，刘伯温、宋濂等皆在列。
众人至，行礼毕，朱元璋端坐主位，目光环视，缓声道：“如今天下初定，百废待兴，朕思科举之制，乃选贤举能之要道。
今欲重启，诸位爱卿意下如何？”
刘伯温率先出列，拱手道：“陛下圣明。
科举之制，可广纳天下英才，为我大明所用。
且能正学风、兴教化，于国之长治久安，裨益良多。”
宋濂亦躬身道：“诚如刘公所言。
科举可令寒门士子有晋身之阶，使人才各尽其用，朝堂得贤才辅佐，实乃盛世之举。
然其间细则，尚需详加斟酌。”
朱元璋颔，道：“既如此，诸位便畅所欲言，科举之科目、取士之法等，皆可议之。”
众人闻旨，皆拱手称喏，旋即各展所学，畅所欲言。
礼部侍郎趋前一步，奏道：“陛下，科举在科目设定。
依臣之见，经义、策论必不可少。
经义可考士子对圣贤经典之领悟，策论则察其对当下时务之见解，如此方能选拔出既有学识底蕴，又具治国理政之能者。”
朱元璋微微点头，目光投向刘伯温，问道：“伯温意下如何？”
刘伯温抚须沉思片刻，道：“经义、策论固为要项，然诗赋亦不可废。
诗赋可显士子之才情与文字功底，且能养其风雅之气，于文化昌盛有益。”
宋濂亦附和道：“刘公所言极是。
诗赋一道，可察士子之文学素养与灵慧之机，大明欲兴文教，此科不可或缺。
但取士之时，当以经义、策论为重，诗赋次之，如此方不致本末倒置。”
朱元璋略作思忖，道：“如此甚好。
经义、策论、诗赋三科并立，经义、策论关乎治国理政，为重中之重；诗赋可彰才情，亦不可轻忽。
然取士之法，又当如何？”
此时，有一老儒出班奏道：“陛下，科举取士，当以公平公正为要。
考棚规制需严，以防舞弊；阅卷之时，可采糊名、誊录之法，使考官不知考生姓名，杜绝私情干扰，方能选拔真才。”
众人皆称善。
朱元璋面露嘉许之色，道：“此计甚妙。
唯有公平公正，方能使天下士子信服，科举之效方能彰显。”
又有大臣进言：“陛下，科举既为选拔天下之才，各地名额分配亦需斟酌。
当兼顾南北，使四方之士皆有晋身之机，如此可收天下之心。”
朱元璋沉吟道：“此言有理。
天下一统，各地皆应雨露均沾。
可依地域人口、文风盛衰等，划定名额比例，务使科举惠及四方。”
一番商议，科举重启之诸多事宜渐成雏形，众人皆盼科举早开，为大明广纳贤才。
消息一经传出，南北学子反应各异。
北方学子闻之，多振奋激昂。
自元末战乱，北方饱受兵燹之苦，文教衰微。
今科举重启，于彼等而言，恰似久旱逢甘霖。
诸生相互砥砺，或聚于乡学，或集于书馆，日夜研习经义策论。
有士子慷慨而言：“吾等久困于战火，学业荒废，今得此良机，必当奋图强，一展所学，为北方争辉，为朝廷效力。”
遂以匡扶天下为己任，立志以才学报效家国。
南方学子则泰然处之，然亦不敢懈怠。
南方文风素盛，林立，人才辈出。
诸生自幼受诗书熏陶，闻科举将复，虽觉意料之中，却深知竞争激烈。
有学子言：“科举乃天下盛事，南方向以文墨称雄，吾等当不负众望，于科场之上，展南方风流，力拔头筹。”
南北学子反应不同，其背后乃南北儒学底蕴之异。
北方儒学，承燕赵慷慨之气，多质朴厚重。
自昔年战乱，虽文教受损，然根基犹存。
其学注重经世致用，以《尚书》《周礼》等为要，钻研治国安邦之策，士子心怀家国，志在兴复北方繁华。
南方儒学，则具吴越灵秀之风，细腻精巧。
江南之地，文风鼎盛，星罗棋布。
学子于经史子集之外，更擅诗词歌赋，精研心性义理之学，以程朱理学为宗，讲究修身养性，追求内圣外王之道。
由此，南北士林渐生矛盾。
北方士子讥南方文风绮丽，徒尚空谈，于家国无益。
曾有北地学子愤然道：“南方之学，多务虚文，吟诗作赋，何补于时？国家初定，当以实学为重，非此靡靡之音。”
而南方学子亦轻北方之学粗陋，以为不通文雅。
常有江南才子哂笑道：“北人治学，不究精微，唯知务实，却少涵养，何能称儒？”
每逢学术论辩，南北士子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
于科举重启之际，此矛盾更为凸显。
南北皆欲于科场之上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