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础安的目光变得坚定了，他直视钱穆先生的双眼，郑重地说道：
“先生说的我都明白，我不怕。先生在‘引论’中还讲到，‘人都有个性，国家亦然。写国史者，必确切知晓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‘个性’所在，然后能把握其特殊之‘环境’与‘事业’，而写出其特殊之‘精神’与‘面相’。反之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与事业中，才能了解其个性的特殊点，必须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、面相之特殊个性。治国史的第一任务，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，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。’先生，古人云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觉得学史尤其应该做到这一点。三六年我刚考上北大的时候，不过略读了几本史书，便自以为很了解这个国家了，可在这两年里，我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地方，也见了很多从未想象过的人事物，我这才意识到，我之前对于这片土地的认识太狭隘了。直到经历了这许多，我才敢说自己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‘精神气’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各种面向。先生，我敢说，我比以前更加坚定自己要走这条路了，我要写出先生所说的‘国史新本’，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，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的病痛之症候，为有志之士革新现实提供必备的参考。”
钱穆先生露出满意的笑容，不住点头：
“贺础安，你有志于此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哎，这还剩了许多啊，你再多吃一点，吃饱些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