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报告！”
门外传来卫兵清晰的声音。
“进来。”
唐启转过身，尽量让自己的脸色看起来平静些。
进来的是侍从室主任，一个四十来岁、面相精干的男子，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，步履有些迟疑。
“唐脑，这是……刚收到的，林军长的夫人，带着孩子，在门外头……跪着不肯走，递上来这个。”
唐启接过信封，没有立刻打开。
他认得那信封上的字迹，是林毅的，歪歪扭扭，却透着一股子倔强。
他甚至可以想象，那个粗豪的汉子，在写下这些字的时候，是副什么表情。
是悔恨？还是不服？抑或是……祈求？他挥了挥手，让侍从室主任先出去。
屋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还有那份沉重的报告，以及手里这封更显沉重的信。
他没急着拆信，反倒是走到墙边，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、略显粗糙的全国地图，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各种符号。
“功是功，过是过……”
唐启喃喃自语，这句话，是他力排众议，在新颁布的《反腐败法》总则里亲手写上去的。
当时就有幕僚委婉地提醒，说是不是留点余地，毕竟人情国法，有时也需要权衡。
他当时斩钉截铁地顶了回去。
可现在，当这把法律的利刃，真的要砍向自己最亲近的人时，他才真切地体会到，这“权衡”
二字，有多么沉重。
这不仅仅是放过两个人的问题，这关乎到他唐启所要建立的这个新政权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是换汤不换药，跟那个垮台了的腐朽朝廷一样，官官相护，最终烂到根子里？还是真的能刮骨疗毒，涅盘重生，成为一个崭新的、让老百姓能看见希望的国家？
接下来的几天，说情的人，明里暗里，就没断过。
有穿着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，拐弯抹角地讲“刑不上大夫”
的古训，说什么“水至清则无鱼”
，稳定压倒一切；有穿着笔挺西装的政府新贵，拿着“人才难得”
、“影响大局”
来做借口；甚至还有几位在统一战争中伤残退役的老部下，联名上书，涕泪交下地为林毅求情，说他是一时糊涂，念在往日功劳，饶他一命，让他戴罪立功。
连一向不太过问具体政务的几位元老，也打来了电话，语气沉重地提醒唐启，林毅在军中旧部众多，处理不当，怕引起动荡。
这些声音，像无数根细绳子，缠绕在唐启的身上，越收越紧，让他几乎透不过气。
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踱步，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得像座小山。
他想起李仲公最后一次来汇报工作，那时他还不知道这家伙背地里的勾当，李仲公侃侃而谈，如何整顿吏治，如何让法律成为悬在每一个官员头上的利剑，那副忧国忧民的样子，现在想来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就在上个月，还收到过边境部队的报告，因为军饷被层层克扣，士兵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站岗，冻伤了好几个。
那些克扣的钱粮，是不是就有林毅倒卖军火赚的“利润”
的一份？
两种力量在他脑子里激烈地搏斗。
一边是人情，是现实，是稳定，是“不得已”
的妥协；另一边，是理想，是法律，是民心，是这个新生政权能否活下去的根基。
他清楚地知道，如果这次开了口子，饶过了林毅和李仲公，那么所谓的《反腐败法》就会立刻变成一纸空文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
以后还有谁会相信法律？那些正在观望的、手脚不干净的官员，会更加肆无忌惮。
这个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国家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从内部开始腐烂，重蹈覆辙。
到时候，他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弟兄？怎么对得起眼巴巴盼着过上好日子的老百姓？
就在这煎熬中，敌方，或者说，那些潜在的、希望这个新政权垮台的势力，也没有闲着。
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日本料理店的隐秘包厢里，几个穿着和服和西装的人正在低声交谈。
“唐启这次是骑虎难下了，”
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抿了一口清酒，眼中闪着狡黠的光，“
林毅是他的爱将，李仲公是能臣，杀了，是自断臂膀，军心、民心都会受到震动；不杀，他那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