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季攻势的胜利像野火般在根据地蔓延,各部队求战心切,一场自的“拔点竞赛”
悄然展开。
“团长,三营昨天又拔了个炮楼,缴获两挺机枪!”
通讯员兴奋地向一团团长报告,“二营的同志们眼红得很,都憋着劲要赶呢!”
这种你追我赶的氛围并非上级安排,而是源自战士们最朴素的荣誉感。
各营连之间开始较劲,看谁拔的据点多,缴获的武器好,仗打得漂亮。
利刃特战连作为尖刀力量,自然成为竞赛的领头羊。
赵铁鹰却保持着清醒:“拔点不是目的,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根本。”
但他的谨慎很快被一场意外打破。
二营一个年轻连长未经充分侦察,就带人强攻一个日军据点,结果陷入重围。
虽然最终脱险,但伤亡惨重。
“胡闹!”
陈征在总结会上罕见火,“把打仗当儿戏?这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!”
他立即下令规范拔点作战:必须经过充分侦察,制定周密计划,严禁盲目蛮干。
正规化反而促进了竞赛健康展。
各部队开始讲究战术配合,注重总结经验。
一本名为《拔点要诀》的小册子在部队流传,汇集了各种实战经验:
“打炮楼要先断水电,困守之敌不攻自乱。”
“伪军驻守的据点可先政治攻势,瓦解军心。”
“夜间攻击利于隐蔽,但要加强协同”
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,很快转化为战斗力。
一天,三营明了“土坦克”
战术——用厚木板做成挡板,下面装轮子,战士推着前进,可有效防御子弹。
虽然简陋,但在攻打一个小据点时挥了奇效。
“好办法!”
其他部队纷纷效仿,还加以改进:有的加装湿棉被防燃烧瓶,有的设计成可折叠方便携带。
民兵也不甘落后。
老王庄的民兵明了“臭弹战”
——将死动物腐烂的内脏装进陶罐,用抛石机投入据点。
“比毒气弹还厉害!”
参与者得意地说,“鬼子被熏得受不了,只能出来投降。”
更专业的爆破技术得到广泛应用。
工兵老张总结出一套计算药量的公式,可根据炮楼墙壁厚度精确计算所需炸药。
“多一分浪费,少一分炸不开,”
老张在培训课上强调,“咱们的炸药来得不易,要省着用。”
特战连的引导作用更加突出。
在一次攻打中型据点的战斗中,小陈带领狙击小组提前潜入,专门狙杀日军军官和机枪手。
“他们的指挥官一露头就被敲掉,”
参战部队反映,“鬼子群龙无,战斗力大减。”
新生产的武器也在实战中检验。
兵工厂改良的迫击炮弹精度提高,可有效压制据点火力。
虽然产量有限,但每每在关键战斗中挥重要作用。
竞赛中最亮眼的是那些起义官兵的表现。
原伪军排长吴大宝,如今是独立营的副营长,带队攻打自己曾经驻守的据点。
“我知道那里的每一个暗堡,”
战前他详细画出示意图,“后墙有个排水沟,可以直通院内。”
果然,突击队利用这个漏洞,夜袭成功。
守军还在睡梦中就当了俘虏。
“吴副营长真厉害!”
战士们由衷佩服。
拔点竞赛还催生了技术创新。
面对日军越来越坚固的工事,战士们明了“爆破筒”
——用长竹竿绑炸药,可伸到枪眼附近爆破。
“这叫‘捅马蜂窝’,”
明者幽默地解释,“马蜂窝一捅,马蜂就乱窜。”
群众的支持更是竞赛的重要保障。
每次拔点作战,都有群众自组织运输队、担架队。
有的甚至冒着枪林弹火送水送饭。
“同志们吃饱了好打鬼子!”
一位老大娘把热乎乎的饼子送到前沿阵地。
随着竞赛深入,拔点效率显着提高。
最初打一个据点要一两天,后来展到一天能打两三个。
有的小据点听到八路军来了,甚至望风而逃。
“我们现在是越打越顺手,”
一个老战士感慨,“想起刚当兵时,看到炮楼就怵。”
但日军也在调整策略。
他们收缩兵力,放弃一些孤立小据点,集中守备重点城镇。
据点工事更加坚固,守军更加顽固。
最艰苦的一战生在交通枢纽黑山镇。
这里驻有日军一个大队,工事坚固,粮弹充足。
“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!”
陈征亲自部署。
战斗持续了三天。
八路军次尝试多兵种协同:炮兵火力准备,工兵爆破开路,步兵多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