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假若勋贵他们未有明显悖逆之举，朱由校难以轻易动之。
若贸然行事，只会令天下人心寒。
如同崇祯皇帝那般，极重颜面，惧怕担责。
明明清楚某个臣子是在为自己谋划，也知其所言属实可行。
但当群臣反对声起，他便退缩，甚至顺从众人之意，反过来打压那位忠心耿耿之臣。
结果如何？人心渐冷。
君主自身立场摇摆不定，旁人又怎敢全心追随？
真正有才略者因此踌躇不前，做事处处顾忌，不敢放手施为。
孙传庭便是例证。
崇祯委以重任，命其赴陕西募兵练军，可国库空虚，经费却一文不给。
孙传庭明白皇帝面临的困境，于是将解决军饷、粮草及各项军需开支的希望，投向了那些家财万贯却装穷推诿的乡绅地主。
他采取强硬与拉拢并行的手段，总算在短时间内筹措到了所需资源。
可当这些地方豪强联合上奏，请求朝中大臣参劾孙传庭时，皇帝竟下旨斥责他一番，并明令禁止今后再行此类举措。
崇祯或许并不清楚民间实情，被朝臣蒙蔽，听信了弹劾之辞才做出这等决断。
但他不可能看不出，孙传庭的做法切实有效，对国库和边防皆有裨益。
可最终，他仍选择压制这位真正能替朝廷稳住局面的重臣。
原因无他，只为保全自己“仁君”
的形象，不愿惹来士族阶层的非议。
可笑的是，他视若珍宝的名声，在他人眼中反成了可利用的弱点，成了动摇江山的隐患。
当农民军势力最弱，局势即将好转之际，崇祯又一次显露了他的优柔寡断。
因几本弹劾奏章和些许过失，便立即将孙传庭打入天牢。
如此君王，如何能让忠臣死心塌地？又怎能激出臣下的才干与热血，甘愿为他赴汤蹈火？
这也正是朱由校不敢轻易动用雷霆手段对付勋贵的根本缘由。
这些人的身份极为特殊，若无确凿名目便贸然出手，那些藏于暗处、伺机而动之人定会抓住把柄，将他描绘成不分忠奸、残害功臣、昏聩暴虐的亡国之君。
随后大肆造势，煽动舆论，或鼓动民变，或勾结外力，内外呼应，掀起波澜。
无论哪一条路，都将把他推向绝境。
因此他只能隐忍，不能轻举妄动。
同时，他也无法彻底清除所有勋贵。
毕竟还需依靠其中一部分人，来维系皇权的稳固，维持朝局的平衡。
他为何派遣宣城伯与惠安伯执掌漕运？为何挑选勋贵子弟进入皇明学院？
皆是出于安抚之意，意在缓解他们的戒心，使其安心归附。
勋贵问题错综复杂，若无十足准备与正当由头，绝不可贸然难。
即便手中握有正当理由，真能出手整治，他也无法将整个勋贵集团一网打尽。
勋贵之间并非铁板一块，内部早已形成森严的等级秩序。
同样是因靖难之役立下功劳而受封的人，往往会结成紧密的小团体，彼此命运相连，利益共享。
那些仅凭与皇室沾亲带故便获得爵位的贵族，则常被视作异类，难以真正融入核心圈层，时常遭受冷眼或排挤。
宣城伯与惠安伯便是如此，他们并非战功卓着，而是因血脉关系得蒙先帝赐爵。
朱由校此前对他们委以重任，自然引了不少不满。
朱纯臣的激烈反应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他是朱能之后，祖先曾随成祖起兵，是当年开国班底中的重要人物，根基深厚。
对于张维贤所享有的地位与信任，他虽有不甘，却也无话可说。
毕竟英国公一脉自张辅起便稳居勋贵之，这份尊荣早已延续多年。
朱由校并未察觉朱纯臣内心的波动。
他心中清楚，想要驾驭这群旧族，必须恩威并施，步步为营，方能达成布局。
让这些勋贵子弟参加武举，本就是一场试水之举。
他自己也明白，这些人大多缺乏真才实学，难以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但过程比结果更重要。
只要走过这一遭，便可顺理成章地让他们提前进入军中效力，借机建立功勋，名正言顺地掌握兵权。
而在皇帝一番慷慨激昂的号召下，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，纷纷表态要报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