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由校对王在晋的表现颇为认可。
在历史上，王在晋便是少有的敢于直言、能办实事，且具备军事才能的官员。
“大司马的建议很好，朕也认为这是目前最为稳妥的策略。
不知诸位可有补充，或者不同的看法？”
朱由校任命的五位总理大臣中，除王象乾与王在晋之外，其余的如程国祥、宋应星，在军事战略方面并不精通。
徐光启虽略通兵事，但也不算突出。
他们也都清楚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及王在晋。
听罢王在晋的陈述，几人并未现明显的疏漏或其他不妥之处，纷纷表示赞同。
朱由校随即命王朝辅草拟诏书，将朝廷的战略意图与部署传达给熊廷弼和袁可立。
尽管袁可立的舰队尚在筹建之中，但一些常用战船已经配置完成。
袁可立治下的登莱镇，如今已有大小战船两百余艘，均为各地精选而来，船坚炮利。
水手及战船上官兵总数过四千人。
如此规模的海军队列，承担起海上运输物资与兵员的任务，可谓轻而易举。
更可以抽调其中半数战舰驶入鸭绿江，与毛文龙及朝鲜驻军协同作战，实施封锁与隔离。
弓马为主的建奴，没有火器装备，想凭弓箭攻破战船构成的封锁线，无异于妄想。
明军只需在战船上架设火炮，对岸上目标实施猛烈轰击即可。
船只数量本就稀少的建奴，根本没有能力与明军在海上正面对抗。
辽东与登莱两地相互配合，形成犄角呼应之势。
无论老奴进攻哪一方，另一方都能迅出兵策应，从侧翼牵制敌军兵力。
若论分兵多路进攻，朱由校断定老奴既不会也不敢如此行事。
萨尔浒之战的胜负，不仅铭刻在大明君臣心中，也被建奴引以为荣。
自那场大胜后，老奴用兵一直集中兵力攻其一点。
或采取围城打援之策，但仍未脱离“我只攻一路”
的战术思想。
更何况如今他屡遭挫败，手下的骑兵已仅剩五四万人，既不愿也不能承受重大损失。
至于林丹汗，目前亦已是强弩之末，难成大事。
一年之内连战皆败，损失惨重，他在草原上的威信早已荡然无存。
除其亲领的察哈尔部及少数亲信部落外，漠南其余蒙古部族均已不再听命于他，甚至公开与其对抗。
这位所谓的蒙古大汗，如今已徒有虚名，毫无号令之力。
脱离他的部族中，有部分已接受朝廷招抚，率众南迁至长城边境百余里内定居。
为防止其生变，朱由校皆按敖汉部先例一体对待。
先将其青壮骑兵集中，送往宣府镇由满桂统辖，共计一万三千余骑。
这种既削弱对方又增强己方的举措，朱由校乐此不疲，有多少收多少。
因辽东大幅裁军，军费负担并不沉重，总体与此前基本持平。
随后，又派遣官员与锦衣卫北上，对各部重新登记造册，统计人口、牛羊、战马，并推行教化。
锦衣卫则负责监管武器铠甲，严禁铁器流入，以防其私下囤积兵器图谋不轨。
朝廷这一系列措施，令归附的部落一度人心惶惶。
但正所谓一罚一赏相辅相成，当他们看到明军押运大批粮食与布匹前来放时，内心的不安才稍有缓解。
在文官与锦衣卫的引导下，这些部族逐渐接受了新的生活秩序。
如今的安稳日子，正是他们一直以来渴望的，谁也不愿再回到那种颠沛流离、缺衣少食的境地。
那些既与林丹汗决裂，又不愿归附大明的部落，有的被努尔哈赤和科尔沁部收编，有的则向北迁徙，投靠了喀尔喀部。
据许显纯送来的消息，林丹汗如今窘迫到要用重金与战马从晋商手中换取粮食，可见他已穷困至极。
既然已经将其击败，且他已无法对大明构成重大威胁，朱由校也无意再投入军力与粮草去追剿。
此人素有野心却无才能，爱折腾却无章法，或许用不了年，不需朝廷动手，他自己便会走向覆灭。
上次北征，原本只是练兵、提升威望之举，没想到引一连串变故，险些让他命丧草原。
“关于林丹汗，眼下可先派遣礼部官员前往草原，试探他的真实意图。”
“若有机会，可与他议和，向他表明，我们的敌人是建州的努尔哈赤，我们应联手铲除这头从野人山走出的‘野猪’。”
“至于大明与蒙古之间的恩怨，那是我们之间的事，应由我们自己解决，外人不得插手。”
“但在对付建州之前，必须先稳住局势，相信他对科尔沁部的背叛也是极为愤怒的。”
“还可告诉他，在对建州作战期间，大明绝不会背后动手，趁机对付他。”
“待平定建州之后，若有必要，朕可助他重掌漠南草原，恢复其作为蒙古大汗的威望！”
“朕愿等上五至十年，再与他一较高下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