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在晋所提出的策略,确实贴合目前大明的整体形势。
以辽沈与镇江为核心区域,部署重兵形成钳制之势,压缩建奴的活动范围。
一旦这一战略得以落实,老奴想要恢复战后的元气,几乎没有可能。
东北地区山林密布,气候寒冷,难以种植粮食作物,也无法像蒙古人那样依靠放牧维生。
别说谋求展了,单凭建州那点微薄的粮产,连维持现状都很困难,不生饥荒已是上天眷顾。
建奴若想壮大势力,唯一的出路便是动战争,靠劫掠获取资源。
而王在晋的布局,正是要切断他们这唯一的生命线。
南面辽东方向无法轻易侵袭,东面朝鲜也难以进入,北面尽是山林,只能偶尔猎些野兽补充食物。
至于西面,紧邻的是盟友科尔沁部,老奴绝不会贸然动手。
而林丹汗早已退居漠南西部,老奴若要攻打,需穿越千里草原,胜负难料。
建州地处四方之间,进退维谷,处境极为不利。
若老奴想打破困局,唯一出路便是正面突破明军防线。
辽沈一带已固若金汤,就算再添十万兵,也难以攻下。
唯一可行的选择,仍是南下侵扰朝鲜,既能承受损失,又能获取利益。
但毛文龙并非易与之辈,他的游击战术在此时堪称一绝。
他的作战方式,比建奴更加灵活多变,甚至更难应对。
对于辽沈防线,朱由校已无后顾之忧。
此前两次大战的胜利,已充分说明只要内部稳定,守住城池不成问题。
熊廷弼始终持守一个观点。
他刚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之时,便向神宗皇帝上奏章,主张先稳固内部,训练出十八万精锐,便可动决战,平定建奴。
这种思路与王在晋的主张颇为相似,都偏向于步步为营,稳中求进。
自从去年他下令熊廷弼负责辽沈地区的军务整顿以来,到现在已经显现出一些成果。
天启元年辽东军备的详细奏报,熊廷弼早已呈上,此刻正静静地放在他的御案之上。
在他即位以前,辽阳、沈阳、广宁三地的驻军加上卫所兵,总数过二十万人。
然而其中真正具备战斗力的,恐怕不到十万人,而这十万人多数武器简陋,长期缺乏训练。
熊廷弼雷厉风行,毫不手软,这正是他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。
由于沈阳地处前线,当地的将门与大户早已迁往辽阳等地,使得熊廷弼的整顿工作推进得异常顺利。
如今沈阳的军务与防御体系已焕然一新,现有兵力三万五千余人,其中七千为精锐骑兵。
这些骑兵多为蒙古出身,作战勇猛,丝毫不逊于敌军的重甲骑兵。
辽阳的整顿尚在进行之中。
虽然先前朱由校已经铲除不少将门势力,甚至掘了李成梁的坟墓,但阻力依然不小。
即便熊廷弼亲自坐镇,也只是稍占上风,未能彻底压服反对者。
在整顿过程中,还生了几次小规模兵变,幸亏李松平镇守辽阳,加之熊廷弼性格刚烈,迅将事态平息。
但这也反映出当前整顿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。
经过与洪承畴商议后,两人只得改变策略,采取分化拉拢的方式,逐步削弱旧势力的根基。
祖大寿成为重点拉拢对象。
为了显示朝廷对其的信任与恩宠,朱由校破格将其升为参将,并赐银数千两。
此举也是做给那些仍在观望、两头押注的将领看的。
果然,在祖家的带动与担保下,几位辽将纷纷效仿祖大寿,向熊廷弼表忠,甘愿听从朝廷调遣,主动削减私兵。
至于广宁的军务整顿,朱由校全权交由巡抚洪承畴与参议傅宗龙负责,要求他们一切参照熊廷弼的做法执行。
虽然过程艰难,但最终还是克服了重重阻力,将一批害群之马彻底清除。
所有虚报冒领的军饷都被核实,老弱病残也被遣散回乡,军户名册也重新进行了编制。
广宁原有兵力五万余人,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半,但已足够使用。
兵贵精不贵多。
剔除了冗余人员之后,新整编的军队只需稍加训练,战斗力即可大幅提升。
朝廷因此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,可用之兵越来越多,武器装备也逐步得到改善。
虽说目前尚不能与建州敌军正面抗衡,但也不至于如历史上那般,一战即溃。
洪承畴并未薄待他们,专门向朝廷与兵部奏请功劳。
王在晋很快批复,表示同意。
洪承畴前往招抚辽东三卫的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,基本符合朱由校的期望。
福余、泰宁、朵颜三卫的领接受了他代表大明皇帝颁的诏令,并已上表,表示愿意归顺。
这一年,明军仿佛脱胎换骨,在辽东连续战胜老奴,使各方为之震惊。
虎皮驿一役,明军次斩获建奴两千余人级的消息传到他们耳中时,他们根本不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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