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由校以诽谤乱政、勾连豪强、虐害百姓、构陷功臣等罪名，将他们尽数判处腰斩，并抄没家产。
吴一中那番话，早已令殿中侍卫怒不可遏。
皇帝一声令下，众人立被拖出。
当着皇帝的面公然顶撞，如此放肆，谁又能忍？
他们虽未如武洪般灭族，但下场亦惨。
朱由校特命：男丁配西北充军为奴，女眷送入教坊司，家产尽数抄没。
其实，许多罪名并无实证，连蛛丝马迹也无。
朱由校不过是以他对明末官员的认知，断然定罪。
但谁叫他是皇帝？最终裁决权本就掌握在他手中。
真正重罪，是他们结党营私、构陷忠良，以及欺君罔上。
不仅如此，那些士绅商贾也未能幸免。
凡有劣迹者，俱依律严惩，毫不容情。
这一回的整顿，比起朱由校在太原时的手段要凌厉许多。
当时在太原，他不过斩杀了二十多名地方官吏，震慑一番便作罢。
如今在西安，却完全不同。
从大官到小吏，被牵连治罪者多达百余人。
地方上的士绅与富商，凡是在当地颇有势力的家族，都被列为重点惩治对象。
皇帝以“妄议朝政、贿通官府、与官员私通谋利、逃避赋税、参与构陷武将”
等大罪，下令抄家问斩，多人被牵连处死。
但波及范围并不广泛。
朱由校此举并非全面清剿，而是有目的的试探。
真正被清算的士族，不过十余家。
即便只是这般轻微的出手，也在西安引了一场不小的动荡。
所谓唇亡齿寒，尽管这些士族平日里互相争斗，勾心斗角，但在面对切身利益受损的时刻，还是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，共同对抗皇权。
若非皇帝亲率数千军士压阵，并对西安官场进行彻底清洗，这些地方势力恐怕早已暗中动作，搅乱局势。
待他们现皇帝并未继续深入清算，也未如对待官吏那般严酷对待士族后，便逐渐偃旗息鼓，不再公开对抗。
士族之家所关心的，从来只有自身利益。
只要利益不受损，无论是谁执掌皇权，他们都愿意配合支持。
可一旦触碰他们的核心利益，便会不择手段地在暗中反击，不论对方是天子还是重臣。
就像当年李自成北上之时，这些士族便在背后不断施压、破坏，令局势更加复杂。
虽说如今的士族远不如魏晋时期那样根深蒂固，但在地方上的号召力与资源掌控力，依然不容小觑。
在任何封建王朝中，皇帝若想稳固统治，都必须依赖地方士族的支持与配合。
越是远离京师、皇权难以深入的地方，就越需要本地士族协助治理。
若失去他们的协助，不出一年，便可能引动乱。
朱由校对此心知肚明，他清楚地知道分寸，也有自知之明。
眼下他能依靠军力压制士族，可若失去军权呢？若他调离此地呢？
一旦这些士绅不再受制于人，是否还会继续服从命令，安分守己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
这句老话，确实道出了实情。
王朝的兴衰更替中，皇权与士族始终在争夺实际统治权。
但二者之间，又必须相互依存，缺一不可。
除非朱由校能找到打破“皇权不下乡”
格局的办法，否则他绝不会轻易采取过激手段，以免自乱阵脚。
将这批官员全部处置完毕之后，朱由校立刻下令，要求正在灾区负责赈灾事务的陕西巡抚回西安，以稳住全省局势，防止出现意外。
至于赈灾安抚百姓的相关事宜，则全部交由右布政使来负责处理。
等到这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朱由校便大步流星地前往秦王府。
进城之前，朱由校特意派人通知秦王朱谊漶，让他在王府内静候，不必亲自出城迎接。
一方面，朱谊漶年事已高，且身患重病，据守在秦王府的锦衣卫报告，这位老王爷恐怕已时日无多，朱由校还真担心他出什么意外，突然离世。
另一方面，一个手中无兵、毫无实权的藩王，就算来了也毫无意义，顶多就是跟在身后当个摆设，没有任何实际帮助。
所以，这些天来，西安城内生的种种大事，朱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