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原知府原本不过是同进士出身，且名次靠后。
他自己心里清楚，既无才华也无背景，在官场中恐怕难以立足。
就算能勉强维持，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吏。
当初他在太原府辖下当知县时，偶然机会结识了已是镇守太监的曹吉祥。
于是他果断投靠，借此在太原站稳脚跟。
不过几年，便由知县升为通判。
后又历任同知，调任邻近的辽州任知州三年。
在万历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，终于坐上太原知府的位子。
曹吉祥深受万历宠信，虽然朝中大事与人事任免无权插手，朝中文臣也不愿与之交好。
但他有个关键优势——能随时将奏折递到皇帝面前。
对地方小官而言，这便是飞黄腾达的捷径。
他之所以愿意拜曹吉祥为义父，正是出于对更高权位的渴望。
而曹吉祥本人对此事也颇为欣喜。
一个从未受过正统教育的太监，竟能让一个正经科甲出身的官员拜入门下，称自己为义父，令他倍感荣耀，宫中同僚亦多有羡慕。
不要说一个中进士、做官的士人，哪怕只是一个举人，也足以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
在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下，读书人向来有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气节。
历史上，即便是权势滔天如魏忠贤者，朝中官员虽愿依附，却也极少公开认其为父。
更让朱由校觉得奇妙的是，此人竟被山西巡抚曾世近视为亲信。
而曾世近与曹吉祥之间素有嫌隙，关系并不和睦。
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，始终被蒙在鼓里。
若不是朱由校今日详加盘问，恐怕他们至今仍被蒙在鼓中。
朱由校心中也不禁生出几分佩服。
此人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，竟能游刃有余，伪装掩饰的本事确实了得。
短短几年间，他从正七品的知县跃升至正四品知府，靠的恐怕不只是曹吉祥的力量。
皇帝望着他，淡淡说道：“你倒是让朕见识到了另一番手段，只可惜，这般聪明脑筋没用在为百姓谋福祉、为朝廷解忧难上。”
太原知府心知大限将至，面对皇上的这番话，并未开口回应。
他心中所想，只是能否保全一副完整躯体入土为安。
朱由校手中握有足够让三人满门抄斩的证据，他们犯下的罪行最为严重，祸害百姓、侵蚀国家根基。
待斩示众之日，百姓的反应恐怕不会比京城逊色多少。
相较之下，左右布政使虽身居高位，却反倒成了最清廉的官员。
他们虽有贪墨粮饷之嫌，却无其他重大罪行。
至于曹吉祥与曾世近所做之事，这位布政使并未深度参与，许多情况甚至毫不知情。
朱由校对此并不意外。
一省之地，事务繁杂，纵然曹吉祥是镇守太监，曾世近是巡抚大员，也无法一手遮天。
明朝的官制，时而让朱由校无言以对。
说是制度森严，却又处处混乱，还不时更易变化。
开国之初，太祖设立三司制度，分别是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。
一省军政要务，皆由三司分掌决断。
职责清晰，各司其职。
都指挥使统辖全省卫所与军务，按察使则主管刑法与刑狱，布政使则掌管全省民政，权力极大，官阶为从二品，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。
与今日相较，既有总督又有巡抚，政事军务刑名一手抓，彼此职责多有重叠冲突。
由此可见，那些批评太祖只会杀人、不懂治国的人，也该闭嘴了。
太祖出身寒微，眼界未必开阔，但他绝非只知杀戮之人。
华夏大地历经数百年战乱。
辽、金、宋混战百年，蒙古灭宋，元朝赋税沉重，战火连绵又达百年。
太祖起兵至建国不过十余年，执政仅三十载，却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从生死边缘拉回。
虽难言富庶强盛，但百姓得以耕田、有饭可吃，心中安稳，已是不易。
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，能让九成以上民众免于饥饿，已属非凡成就。
仅凭这一点，太祖便胜过百分之九十九的帝王。
后世誉之为“大帝”
的朱棣，在文治武功上，比起洪武大帝，实则相差甚远。
朱高炽为何屡次劝阻其父远征，朱瞻基又为何改变策略，放弃关外军事，转而注重休养生息？
朱棣频繁用兵，却始终未能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果。
原本已经渐渐恢复的社会民生，因此再度陷入动荡之中。
直言不讳地说，他五次北征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显着。
相比之下，太祖皇帝在位时九次出征草原，无论哪一次的成果都要比他更为可观。
他在官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动。
当时原本已趋于完善的行政体系，并未得到有效的优化，反而是被强行添加了一些内容，例如设立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