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明初，太祖皇帝也曾面临类似的文臣强势、武将弱势的局面。尽管江山是靠武将打下的，但治理国家依旧离不开文臣。
建国初期的两大官绅势力，连太祖皇帝也心存忌惮。
为此，他不得不让徐达将军兼任中书省右丞相一职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平衡权力，使其与李善长相抗衡，甚至略高一筹。
此举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压制李善长、刘伯温等文臣代表人物的影响力。
李善长是朱元璋起兵初期便投奔的人物，因此深得信任。
他先后受封为宣国公、韩国公，年俸高达四千石，位列诸公之首，连徐达也难以比肩。
朱元璋还曾下诏亲自褒奖，称其功劳可与汉代萧何相比。
这份殊荣，无疑奠定了李善长在朝中无可撼动的地位。
相比之下，刘伯温的处境就显得黯淡许多。他是在朱元璋势力已成之后才加入的，那时大业已在眼前，开疆拓土的阶段早已过去。
他未曾与朱元璋一同经历草创时期的艰难困苦，自然无法在太祖心中占据同样的分量。尤其在朱元璋坐稳皇位之后，刘伯温更像是一个点缀朝堂的谋臣，地位并不稳固。
而李善长所代表的淮西势力，才是朱元璋心头难以拔除的一根刺。
刘伯温背后的浙东文官集团，在其面前显得无足轻重。
随着徐达、李文忠等武将相继离世，李善长更是成为淮西派唯一的领袖。那些曾经独当一面的将领们，如今没了靠山，只能转而依附于这位同乡大佬。
由此可见，无论哪个时代，文臣与武将都无法真正和平共处。
战乱之时，外敌当前，还能暂时团结一致。
但一旦天下太平，内部矛盾便随之浮出水面。
要么如唐末藩镇割据，武将自立一方；要么如宋代重文轻武，压抑武力，苟安一时。
当外患不再，内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，除非有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。
但即便如此，两派之间的争斗也不会停歇。他们甚至会主动制造敌人，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，不正是一场自相残杀？
所以张维贤这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，反倒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局面。即便是王象乾这样的老将，也觉得这样最好，省得再起风波。
就在众人以为可以稍作喘息之时，朱由校派出的飞骑夜不收，携着他拟定的山西人事安排归来。
几位大臣看完信件后，心中不禁感慨：陛下果真是闲不住。说好是去西南平定土司，怎么反倒先插手山西的事？
可事已至此，人已经处置完毕，就算有异议也无力回天，只能尽快收拾残局。
“诸位，陛下在信中提到暂不设立山西巡抚，而是增设山西总督一职，统辖全省军务，唯独不包括宣大边镇等地。对此，各位有何看法？”
“另外，陛下还亲自指定了太原知府的人选，乃是现任河南布政使司商丘知县孙传庭。此人为何许人也？在座可有熟悉他的？”
这两件事是书信中最关键的内容。王象乾率先开口，征询众人意见。
“既然已有宣大总督，为何还要另设山西总督？”
“山西除了宣府、大同两个军镇外，并无其他边防要地，百姓安定，无灾无战，设立军务提督，意欲何为？”
“再说了，山西距离京城很近，要是真出了什么状况，快马加鞭几日也能送到京城。”
程国祥虽未明言立场，但话语里流露出明显的反对情绪。他不赞成废巡抚而设总督。
问题的核心，还是钱。
皇上说得明白，这位山西总督是要统领全省军务的。依皇上的性格，绝不会只是走个形式，必定是为整肃军权而设此职。
而一旦开始整顿军队，最基础、最急需的便是军饷。
若以当年练羽林军的标准来重整山西兵，耗费的银两必然惊人。
他虽是户部尚书，却也是皇上亲自提拔起来的。但作为掌管财政的大臣，第一要考虑的是国家财政与百姓生计，不能因为皇上想做什么，就盲目执行。
在他看来，山西局势稳定，各地又有总兵镇守，在财政本就捉襟见肘的当下，最忌讳的便是无端生事，徒增负担。
更何况，眼下大战将至，若在山西再起风波，万一处理不当，引起兵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